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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不能受业户如此之刻剥也。

至民间典买田亩虽价值有加，而佃户所交租额从无增添之理。叶一栋所称高曾以上目睹佃户之苦如此，大约系百年以前为前明江西绅衿、富户之恶习，臣等细加访问，现在并无其事。＇1＇

八月，两江总督那苏图遵旨复奏，曰：

查两江各属业户收租，……所用租斛、租秤、租戥，皆就各城乡镇集，相沿行使之斗斛秤戥置用。……收租之家不能于市斛、市戥之外另为加增，亦不肯于市斛、市戥之内故为减少，……其租额之多寡，系各视其田之肥瘠及彼处斛、秤之大小斟酌而定，亦属历来相沿之旧额。虽更换业主，佃户总照旧额，立约输纳，其额亦人所共知。故田价虽昔贱今贵，而租额不能增加，昔贵今贱，而租额不能减少，此征租原有定额，从无租随价增之事……

且江南民例，凡十分收成之年，则照额完租，九分收成者，只完九分八分之租，其余以次递减。其间刁黠佃户，即十分收成之年，亦止完八九分之租，此外又有拖欠悬挂、抗不交租者。是定额之内，往往不能照额取盈，何能于定额之外滥有浮加？

朱批：所见甚属公正。知道了。＇2＇

但租佃关系似已日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而不断被提上议事日程。遇到这类问题时，无论是更多的眷顾业主，还是偏向佃户一边，可以说都不合政体。如那苏图所说：

总之，业主佃户各有淳顽，有业主恃势欺凌佃户者，有佃户逞刁抗拒业主者，原自不一，……惟在地方官随时劝导，随事惩儆，庶可潜移默化。

虽说传统时代近于一种“人情社会”，尽管存在着地主的“情让”、“义让”，存在租额下调和地租实收率下降的事实，但此刻在主佃双方之间已出现许多问题，远非理想时代可比。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提督永常请恤佃户，令地主按蠲免之数扣除地租，大学士等议覆：

业户之与佃户，本休戚相关，租额虽有一定，原视岁之丰歉，以为多寡，彼此通融体恤，各省皆然。至于歉岁，国家正供，尚蒙格外加恩，民间地租，业主即欲按额起租，佃户断不肯如数交纳。

今永常奏请令租地之佃户，将应交地主租息悉照应行蠲免之官租原数扣除，地主无许多索，如敢阳奉阴违，许该佃赴有司控告。若如所请，是绳以官法，徒滋纷扰，且恐启顽佃抗租之渐，事属难行。＇3＇

得旨：“依议”。

五年六月戊寅，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请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

豫省佃户，均系贫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宽厚者少。往往于被灾年分，照常征租。穷民无所出，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请酌定章程，如被灾五分，则收成止五分，自应止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

得旨：著照所请行。至各省可否照此办理之处，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

闰六月庚子，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

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佃户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窃谓天下之田地，……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

户部议覆：

该御史所奏似属平允。请勅下各省督抚，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谕旨，实力遵行，以杜纷扰。

因此收回了六月成命。

在这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几乎没有一个汉人。

对于官府蠲免劝减田租应否硬性规定成数，历来颇有些批评意见。似乎清政府就应该站在佃户立场上，否则就大错特错了似的。又似乎清朝政府可以一会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一会又改换为“地主阶级”立场。这可以说都是对满洲统治的特性缺乏了解。

其实，这些不过是今人看法，在清人眼里恰是大异其趣。金文榜于《减租辨》（1863年）中，在引述了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后，写道：

细绎谕文“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两语，足见圣祖久有此心，并非空言。

其谓“绳以官法，则势有未能”者，亦以当时佃业，谊同亲戚，自能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耳。

又曰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