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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这实际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小平的讲话并未引起一些人的足够重视。会后不久，中央农委机关的杂志《农村工作通讯》，迅即按某些领导人的意图撰写《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赶在二月刊发表。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按语，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辞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三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地刊登一些读者言论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一种大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知名人士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立刻赶写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颂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二版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论述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对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给予了很大支持。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人都支持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委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大量阅读有关资料，数次找万里交谈，了解情况。1980年4月2日，他找*、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　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棵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区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6）

*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同志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关键时刻，发表如此明确、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谈话，对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确实是个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为中央制定新的红头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四、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完善领导班子，果断停止农业学大寨活动，万里受命进京主管农业工作，在中央的强有力支持下，中央75号文件几经周折终于出台，农村政策上开了口子，包产到户首次获准在中央文件上落“户”，但其性质和身份仍不明包产到户尽管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地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长期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979年共有77�3％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全区小麦产量达到2010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2倍多。凤阳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4�4亿多斤，比上年增长49％，人均收入150元，比上年增长85％。一年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人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处处都有。当时民谣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党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1980年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了适当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在农村改革中卓有成效的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同样有“方向”、“路线”之争，说包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