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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949年，蒋介石几乎都要再次提出辞职和与共产党和谈的请求。但当西北军司令陈企群（音译）提议进行再一次和谈努力时，蒋介石却怎么又拒绝了呢？当蒋介石正在南京组织防御时，强硬的白崇禧却发电报要他靠边站。即使蒋的结拜兄弟，前总理陈诚也敦促他“退居归隐”，让另外一个共产党不那么反对的人去提出和平的建议。副总统李宗仁已经呼吁停火，立即进行和谈。

不久之后传来了共产党广播的“战犯名单”——包括了整个国民党的领导层。委员长大发雷霆：“毕竟我也为中国做过贡献，他们竟然把我称作战犯！我们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谈判？”尽管李副总统的名字也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但他对中国现在所处的危机没有夹杂那么多的个人感情。可是，其他国民党的领导人却站在蒋一边。《大公报》指责“那些主张和谈的政客为斯大林的传话筒”，将“有关和平的传言”说成是“意在破坏国民政府的糖衣毒药”。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5天。政府官员和将领纷纷从内地涌入以加入。在新年前夕，大约30名领导人聚集在蒋总司令红色的官邸里进行一场声泪俱下、兵戎相见的摊牌。主战派竭尽全力要删去蒋新年致辞中暗示将要辞职的词语。他们在两方面上取得了胜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和平条件以及推迟蒋总司令的退位日期。

蒋介石阐述了他的和谈条件，以及共产党不可能会接受的他下台的条件。此后，他又回到了令人熟悉的立场上：“我坚信政府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全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只有进行这场自卫战争，真正的和平才能保证。“

尽管蒋发表了这一强硬的讲话，但上个星期，南京政府似乎有可能愿意与共产党达成某种交易。南京总统府澄清了一个谣言，即美国和苏联大使在国民政府的请求下将介入和谈成为调解人。除了在长江沿岸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外，军事行动已经停止。

如果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能够组建起来的话，那么李副总统可能会接替总统的职位，而蒋总司令可能退居台湾。上个星期，似乎为了做准备，蒋的亲信前参谋长陈诚将军被任命为台湾省的省长。蒋的大儿子蒋经国则成为台湾省的国民党主席。

在上海冰冷混浊的苏州河里挤满了帆船或更小的舢板。面对共产浪潮的不断高涨，一部分的民众正在准备逃亡，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正渐渐接受共产党统治的前途，共产党人改头换面，开始执行“温和”的路线。

正如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采用了同样的技巧，他正努力通过谈论现代化来减小革命的损害。他希望平息资本家和技术专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恐惧。

在济南，一名红军战士说：“在农村，我们要消灭死亡，增加粮食产量；而在城市，我们要保护工业和商业提高产品产量。”在共产党内部，高层领导人正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左倾倾向”。

石家庄是距北平175英里远的京汉铁路枢纽城市，一个美国人报道了那里6个月以来长足的经济发展。共产党建设了一些小型的工业设施，一切都欣欣向荣，他发现富有的商人仍然做着生意，许多妇女在重新开业的美容院里做烫发。

在河南省省会开封，共产党顺利完成和平接收。一个美国女传教士说：“他们冲进来鸣枪警告，命令国民党士兵举起双手。他们要求市民回到家里——慢慢走，不要跑！”政治委员们颁布了一项权利法案，其中的一条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粮食运进来了，物价也降了下去。在公布新政策之前，许多中产阶级都很害怕人民法庭。共产党人不无遗憾地说：“有些地方毫无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和富农。”在占领开封之后的一个月里，人民法庭并没有进行“清算”。

国民党大势已去（2）

北平附近，一位在清华大学教授英语的美国教授与一队骑着自行车的共产党士兵迎面相遇。他说：“我是美国人。”其中的一个士兵回答说：“我们并不介意您是美国人。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反对我们。”那个士兵还笑着说：“我们知道蒋夫人在美国并不成功。”

燕京大学附近地区被占领后，当地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政治委员出面组织了“大学管理委员会”。他们为停电的事情致以歉意，并许诺在3天之内从新近占领的北平发电站得到电力供应。他们做到了。

1949年4月底的一天，南京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到处活动，张贴欢迎红军的标语，为共产党接管这座城市做着准备。在第二天的黎明到来前，2万名陈毅将军指挥的第三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