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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日军的闪电攻势放慢了，几乎停滞了下来。其主要战绩有：占领汉口，它曾是南京失陷后政府的所在地，这之后就转移到了重庆；可怕的轰炸和紧接下来的广州失陷，把香港到内地的运输线路切断了；对沿海地区直至香港的投资；出于战略考虑对海南岛的占领；以及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这不但没有摧毁中国人的士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

第三年，1939年的夏天，山西省爆发了一场中国军队令人振奋的胜利。日本人对自己的高要求产生了动摇，在长沙做出了挽回脸面的举动。可是他们反而挨了一记耳光，重庆方面称之为“最大的一次单场胜利”。绝望之中，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进攻，这一次他们胜利了，在南宁，他们切断从印度通往中国的弹药运输线路。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本月初宜昌的沦陷使日本多了一个有利的基地，可以对重庆施加更大的空中轰炸。但1939年至1940年日军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是由德国在波兰、挪威、法国等地所取得的。

希特勒的每一场胜利都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胜利。每一次盟军受到重创，都会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对他们在远东地区利益无暇顾及，而他们都曾是中国的主要外援。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是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切断联系，那么他们就肯定能够赢得中国战场。因为中国唯一的朋友兼战友苏联，要从西伯利亚横穿2000英里路程，路途极其难走。一次穿行就会使大多数的卡车受到致命损伤，而中国现已接收苏联的援助占整个外援的10％。

所以此前日本采取的对付法国和英国的战役，不仅仅对中国的第三年抗战至关重要，还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国合唱：“救，救，救中国”

日本并不是与一个统一的中国作战，而是与一个不稳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作战。没有共产党军队的帮助，蒋介石委员长不可能打败日本。但是蒋介石不愿意为他们的帮助付出太高昂的代价——不能打败日本人后让共产党控制中国的政府。所以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种灵活的政策，一方面给共产党有限的武器、金钱和活动自由，让他们继续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国的南部取得主导地位。1941年1月下旬，为了防止共产党南下，国民党与之发生了一次不愉快。

喜欢拍照的叶挺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在扬子江中游流域对日作战中发展成为一支有实力的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自治的共产党政府一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其精悍的八路军从贫瘠的西北省区向富饶的扬子江流域移动。蒋介石担心新四军和八路军成为其麾下两匹特洛伊木马，命令叶将军把部队向北开到扬子江流域以外。然而新四军却向南挺进，在江的南岸遭遇了蒋的中央军，中央军的士兵奉命向叶挺将军的部队开了火。

随后的9天时间里，中国人与中国人打起仗来。后来叶挺将军受伤被俘。蒋委员长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并解散了新四军。共产党驻蒋政府的代表周恩来愤怒地对此表示了抗议。远在延安的共产党对此表达了足够多的遗憾与愤怒。

重庆是一座山城，位于嘉陵江和扬子江的交界处。

寂静城市地下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空洞（估计可容纳3万人），在暗淡的光线中等待轰炸过去后，几百名中国人死亡了——他们不是死于轰炸，而是死于窒息，在狂乱之中，人们疯狂地相互撕扯，想挤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重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有大量防空洞的城市。它的防空洞体系被认为绝对安全，可以保护它的40万市民，市政府修建防空洞时曾经赢得人们无容置疑的信任。

当时中华民国没有国歌，然而中国人倒是选择了一支西方舞曲的调子——《雅克兄弟》，并将它重新填词，唱出了“打倒军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压迫”等内容。这是千百年来的第一次，中国的广大民众同声高歌。他们所唱的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与西方的同类合唱很相似。孙逸仙博士在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激发起爱国热情，但没有产生大众音乐。

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合唱的人现在正在美国，他是一位瘦脸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名字叫刘良模。他目前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和克罗泽神学院学习。他曾在上海大学当篮球队的拉拉队队长，那段经历使他确信群众合唱有鼓舞士气的作用。1935年，时任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刘先生组织了一个由60名穷人组成的合唱团，教他们唱《救，救，救中国》，曲调来自另一首舞曲《划，划，划你的船》。基督教青年会派刘先生走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