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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有时间和我在这方面交流。童年的孤独实在可怕。我被死亡的前景折磨了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不着觉、做恶梦，甚至从床上滚下来……由此开始了一场面对死亡的挣扎，至今也没有结束。

记得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晚报》当记者，跑去采访李泽厚。李先生不是个很健谈的人，不过有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当人意识到死的时候，才感到真正在活着”。我听了浑身一振，小时候对死亡的恐惧全回想起来了。确实，当人意识到死亡后，对生命就有一种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我虽然从小不成器，但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挣扎中伴随着我。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瞧得起我，但我自己不能辜负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情来让世界记住。这种劲头，一上高中就突然引起了人生的觉醒。

当然，这种觉醒也并非没有外在刺激。那时我们突然被告之：高考将恢复！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就继续插队（其实后来考不上的也没有插队）。刚刚“觉醒”的我，什么事情都要思考。这么宝贵的生命，又怎么能错过大学呢？我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其实这话是“*”前“17年”留下的。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和家长都对之深信不疑，觉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学就学数理化。可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一想到一辈子搞技术，就觉得灵魂里空荡荡的，寒冷得浑身发抖，喜欢的就是文史。说实在的，这种心情，实在也说明了我们的教育的问题。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内心最关注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教育哪里管这一套？教育就是让你成为干某件事情的工具。这也是当时越是“有用”的专业越让我感到空虚的原因。所以，当时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北大的经验与反省（2）

这一举动，首先惹急了家长。父母连续彻夜开家庭会议，要求我学理科。在他们看来，文科一是没用，二是危险。这是那代政治运动中过来的人的普遍心态。当然还有另一层面，是我自己看出来的。当时，好学生都上了理科班，学不好的人才去文科班。父母都是国家机关干部，同事彼此之间其实也很好面子，在孩子上暗中比来比去，竞争激烈。说自己的孩子上文科班，怎么说得出口！

我本想在学校压力会小一些。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三个男生。我们因此很快就被称为“寡妇班”（我实在要为这种称呼向当时的女生道歉。那时男女授受不亲，男生也不懂得尊重女生，总想办法捉弄）。同学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况且，我当时的学校是一四五中，“*”期间由小学改的，质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则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许还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我在一个破学校上个“寡妇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个“混儿混儿”。

不过，我没有寻求转学的机会。我在班里鹤立鸡群。老师都对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们三个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师这么重视。”当时我心里也知道，除了我和两个女生，班里没有别人能上大学，老师确实心思全在我们身上。另外，我特别喜欢那位满嘴口音的语文老师。他叫叶向忠，后来才知道他是北大1949年后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还提起过他。他因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中学教书。他古文非常好，满腹经纶，也很喜欢我。所以，我没有转学。另外，父亲还托同事帮我找了一个某大学（好像是钢铁学院）附中的黄河老师业余给我补作文。他好像也是个“坏分子”之类，过去在国民党的什么报纸里干过，自然除了教书不可能有别的前途。如今想想实在是感叹：那年月人家真心实意喜欢聪明好学的孩子，白教你，而且无微不至。可惜我自己不知道珍惜。后来一忙，和黄老师断了联系。现在写了这么多文章和书，也真想问问他的见解。我能肯定他会为我高兴的。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师的嘱咐，没有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了考场。这是怕太紧张出事。我们和一七一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场，甚至同样的教师监考。我在考场入口远远望着一七一的学生，敬畏得不行：人家一个个全像有大学问的人，我自己则是地道的“小屁孩儿”，实在不是对手呀！第一场是语文，刚刚开始不一会儿，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我当时判断很可能是一七一的）就昏倒被抬出去，气氛紧张异常。我倒由此士气大振，下笔如飞，提前半小时交卷。那时我为了“中举”是多么自私冷血呀！我注意到，监考老师见我这么快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