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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在屋里不受打扰地自习。这种条件，不仅自己满意，其他同学也都很羡慕。更不用说，这里洗澡方便，本楼层就有浴室，不用去学校澡堂人挤人地排队。看电视的条件也非常好。至少电视间人少，有座位。不像在原来的宿舍，两层楼一个电视间，要自己带椅子去。　。　想看书来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7）

我对留学生楼印象最好的，还是礼让的文明。这对我而言是非常新奇的经验。比如，我进楼门时，前面有位留学生，他即使两手都提着东西，也会把门打开，用脚把门顶住，等我过去后再关门进去。我第一次受此“礼遇”实在受宠若惊，以后自己也马上学会：进楼门时，只要意识到后面还有人来，就把门打开让人家先走进去。这是留学生楼里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到了美国生活，也知道这是美国社会从小就培养的规矩。不久前系里的秘书还跟我说，她要求自己十岁的儿子在公共场所进出时注意身后有没有人，如果有就必须给人家开门。小孩子有时候大大咧咧地忘了，她就会动火。可见这种文化的草根是多么深。我当时觉得这实在是个良好的习俗，希望能在中国推广。周末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也试图给人家开门礼让，结果发现这样下去我一天也别想进去。北大如何呢？许多我们这代北大人都有这样一个信念：要改造中国，就从北大开始。如果北大也改造不了，就别想改造中国了。于是，我去图书馆时，就开始试行给后面的人开门礼让。可惜，大家行色匆匆，你一开门人家赶紧就抢先进去，连句谢谢也不会说。有的人还奇怪地看看你，好像你的行为有什么问题。这也使我对北大人感到有些失望：小小的校园，存在着两种文化。留学生楼就在校园的中心地带，和中国学生宿舍仅一两个楼之隔。可是，大家到留学生楼时就成了礼让的君子，回到中国同学的领地则马上又当仁不让起来。也许大多数同学平日不去留学生楼，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住在里面，每天要面对这两种不同文明的对比，并且无力改造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这当然有些令人沮丧了。

我和留学生交流最多的，就是住在隔壁的澳大利亚留学生。他的中文名字叫雷金庆，也是华裔，三十多岁，当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在北大算是汤一介先生的交流研究生。他不去上课，就是要把书给写完，每天在宿舍打字。我只要留在宿舍，几乎就能听到隔壁的打字机的声音（那时还是前电脑时代，打字机也是在他那里第一次见）。

可以说，在北大四年，雷是对我的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应该说最早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思想启蒙。当时“*”刚刚结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地位，全社会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信奉“知识就是力量”，“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成了当务之急。我则更是受五四启蒙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上、思想上、道德上都是先知先觉，负有唤醒和教育整个民族的使命。怀有这样的救世使命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为全社会的福祉而奋斗的阶层。鲁迅就是这样一个道德榜样。上述这些信念，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见了雷，我也大谈自己未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先是参与塑造北大的精神；大约十几年，我们这些北大人就会不断占据社会重要的岗位。那时，我们就具有启发和改造国民的权力。中国会由此变个样子。

我自以为我把握着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雷则非常不以为然。他从来不注重理论，观点非常平白：“你怎么觉得知识分子就那么靠得住呢？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一样呀。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为自己谋利益。如果他们比其他阶层得到了最不受节制的信任，他们就会比其他阶层都*。看看中国古代通过科举上来的知识分子，难道他们不贪污、不*吗？他们恐怕比其他阶层更*吧。”我急忙争辩：“知识分子如果具有独立人格，就会摆脱现实的利益而追求知识和真理。古代中国是个专制社会，知识分子不具有独立人格。而现代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就会不断为社会生产先进的思想，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这就好像你以后到了大学当教授，难道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吗？”他听了我的话又摇头又叹气：“我毕业到大学去首先是找工作，不是什么追求真理。你说的那些西方的知识分子，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职位首先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看看，大学的职位稳定，不会失业，每年只需要工作九个月，假期比谁都长。西方大学的教授，大部分还不是图这些？他们都想少干事多拿钱，而且为此也会做许多不地道的事情。怎么人多读了几天书，就在道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