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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勃退休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成天“自畏恐诛”。河东守尉每次来绛县巡视时,他都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神经兮兮地身披铠甲,令家丁手持兵器与守尉相见,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家逮个措手不及,拿下法办。
他这种草木皆兵的惶恐,再次印证了惠帝诸子之冤,同时也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要谋反。
于是麻烦真的便来了。有人以周勃退休后的表现向朝廷报告,说他有谋反的嫌疑。
原本对他就不放心的文帝将信将疑,责令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逮捕查办。
当狱吏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他家门口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竟然惊恐万分,一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狱吏对他也不客气,话语间多有侵辱,吓得他方寸更乱,赶紧从家中取出千斤金,好言好语殷勤贿赂,竭尽谄媚恭维之能事。
狱吏收了好处,便转而想办法来帮他解脱,在书写公文的木牍背面写了几个字给他看:“以公主为证”。
经狱吏这么一点化,周勃才恍然大悟。他的长子周胜之娶了文帝的公主为妻,如果她出面证明周勃的清白,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此外,周勃曾经把文帝赏赐的5千斤金全部贡献给了帝舅薄昭,这回终于发挥作用了。薄昭知道周勃有难后,便进宫去找姐姐薄太后帮忙。
薄太后也不相信周勃会谋反,便在第二天找到文帝,对他说:周勃当初平息诸吕之乱时,手提传国玉玺,亲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北军),那时候他都没有谋反,如今屈居一个小县,如何会反?
西汉王朝的皇帝们都比较怵太后。这个传统大概是从吕后开始的。
文帝正好刚刚看过了狱吏写的审讯报告——这个报告定然对周勃是有利的,因为收了人家的钱财——便歉疚地对薄太后说:我已经派狱吏调查过了,正准备释放他呢。
有惊无险的周大将军出狱后,竟然感叹道: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兵驰骋天下,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他大概忘记了,落了毛的凤凰连鸡都不如,虎落平阳时,连狗也不会把它放在眼里。
他可能更不明白,权力再贵,不如钱贵,自古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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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1)
惠帝是否真的有儿子?这个问题的真相,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被证实了。
文帝及其后人承嗣西汉皇统达180年之久。在这180年前,自然不会有人敢对这段历史提出质疑,更不用说考证;因为对这段历史的质疑,无异于对文帝及其后人继承皇权之合法性的质疑。于是,时间一长便成了无证可查的悬案。
况且文帝确实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皇帝,后世便也无人对他继位的合法性吹毛求疵;甚至有人更加牵强地说惠帝的这些儿子,尤其是那个“美人”之子,都是吕家人故意私通留下的种子。这显然是荒唐的。
吕后只不过天性刚烈嫉妒,接受不了刘邦和其他女人生的儿子继承大统;她本身并无“以吕代刘”之意。如果她真的想以吕代刘,恐怕周勃、陈平等人也活不到“诛诸吕以匡复汉室”的时候。
历史上对皇位“逆取顺守”而成为千古明君的例子本来就不少,比如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更何况文帝的继位纯属运气好,绝非他本人的主观意愿所致。
文帝继位之后没有几个月,便有人奏请早立太子。
文帝竟然说:“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也应当在三叔楚王、兄吴王、弟淮南王三人中间产生储君的人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文帝此言,是“火力侦察”的一招妙棋。
以他当时的处境,在风光与得意之下其实暗藏着深不可测的凶险,高祖朝的开国猛臣们大多还把持着朝中大权。用郎中令张武的话来说,便是“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
文帝本人就是这些人发动政变后被动登基的。正常的思维是,这些“多谋诈”的大臣们会不会哪一天故伎重演,再把自己赶下台去呢?
自古以来,无论皇帝还是储君的宝座,其实都和老虎的背没有什么区别,一旦骑上去就不可能下得来。
即使你自己想开了,不干了。我拱手相让,归隐山林还不行吗?不行。只要你做过一天的皇帝或储君,抑或让人感觉到你有这样的可能或意愿,便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