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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西汉制度，俸禄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各郡太守、各州刺史、朝廷列卿以上）任职满3年便可保荐自己的一名同父同母兄弟或亲生儿子为郎官。这项制度被称作“任子令”。

西汉王朝选拔官吏，均以“德”为第一，“能”为第二，但这个“任子令”却偏偏以“血缘”为标准，其实是皇室“血缘政治”的扩大化，无形中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悬殊，有百害而无一利。哀帝下令废除此法。

虽然这些举措的影响力最终也没有能够越出皇城的围墙，远远谈不上成功，但它却向世人发出了这位新君决心励精图治的信号，从而为这个令人悲观和颓废的国度注入了希望与想像的气息。朝野上下都太需要这样的气息了。

因此，哀帝即位伊始便轻而易举地在举朝上下营造出“众望所归”的大好形势。对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新领导人来说，无论是帝王也好，还是臣子也好，这样的形势都是弥足珍贵的。

有了这样的人心向背，哀帝就可以腾出手来剪除王氏外戚的势力了。

他首先废除了诽谤诋欺法，使官员们得以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批评谁就批评谁，一点儿不用担心被秋后算账。

于是很快便有建平侯杜业指控已经卸任的前任首辅王根，说他明明知道赵合德谋杀皇子，不但不向成帝上书举报，反面与她相互勾结，诋毁迫害许皇后，致使许氏家破人亡。

这个杜业本是王凤的“超级智囊”杜钦的侄儿，曾任驻守函谷关的都尉，素与翟方进及淳于长不和。

淳于长案发后先是被遣回长陵封国，要途经函谷关。王立亲自给杜业修书一封，请他务必看在淳于长老母（王太后的大姐王君侠）风烛残年的份儿上，不计前嫌，痛快放他们母子出关。

淳于长深得王太后及成帝宠信的时候，首辅王商病逝，排行老六的王立反倒让老七王根越过自己继任大司马辅政。他耿耿于怀，认为是外甥淳于长从中作梗的结果，因此便常常在成帝面前诋毁他。

等到淳于长案发后被遣回封国，出发时，王立的长子王融去送行，淳于长便拿出大量珍宝，让王融转送给王立。

收了好处的王立便一反常态地为淳于长说好话。他这么一说，反倒引起了成帝的警觉，于是便责成有关部门立案调查。王立做贼心虚，便让王融自杀封口。这样一来则更让成帝怀疑其中还有更重大的隐情，便把淳于长重新逮捕起来拷问究竟。淳于长终于把自己调戏许皇后的罪行交待出来。

淳于长再度被捕后，丞相翟方进便派人到函谷关，从杜业处搜出了王立的书信。杜业便以“听请”之罪被罢官免职。

在当时看来，淳于长有罪，身为函谷关都尉的杜业理应为难他一番，至少不能让他轻轻松松就这么过去。杜业没有这么做，便是“挟私枉法，听受请谒”。

哀帝甫一即位，聪明的杜业便觉察到了王氏家族的末日，他自己曾因王立而受牵连。“诽谤诋欺法”一废，他便抓住这个时机与王氏家族划清界限。

杜业的上书正好迎合了哀帝的心思。哀帝很小便由祖母傅太后抱养教导，傅太后是王政君的老对手，自然少不了在他耳朵边灌输关于王氏弄权骄横、为害社稷的坏话，因此，哀帝对王氏家族始终没有什么好感。但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立足未稳，便暂时没有拿他们下手。

1个月后，司隶（校尉）解光又上书攻击王根、王况，说王根还没有等到大行皇帝的灵柩下葬便公然迎娶掖庭乐工殷严、王飞君等人回家寻欢作乐，王况也娶皇宫贵人为妾，犯了“大不敬”之罪。

鉴于王根当初收受了傅太后的贿赂之后，曾经在哀帝即位的问题上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遣就其封国；王况则被免为庶人，流放故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同时把王根、王商（王况之父）举荐的官员悉数罢免。

而此前，刚刚就任大司马1年多的王莽已经自动辞职。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清除殆尽，只象征性地留下王谭的两个儿子王去疾和王闳分别担任侍中和中常侍的虚职。

“恶霸”般的皇祖母（1）

这样的局面让傅太后兴奋无比。她在哀帝即位前长达19年的漫长岁月中处心积虑地在他的内心深处成功培养出对王氏专权根深蒂固的反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必然的“副产品”，也使他同样反感西汉王朝外戚干政的传统。

哀帝从一开始便把王氏势力当成了自己治理天下的主要障碍，但却也没有料到真正的障碍却是自己的亲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