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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缺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薛宣进而指出，帝国如今最大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薛宣的观点可谓着情着理，入木三分，其他人无法反驳，终于使重围之中的王凤得以解脱。在西汉王朝“以经义治国”的基本理念之下，大概也只有像薛宣这种经学造诣不太深的官员，才能有如此敏锐的洞察能力和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他没有被经学的教旨蒙蔽住自己的双眼。

此后不久，薛宣先后任临淮、陈留两郡太守，展露出过人的行政才干，分别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两郡“政教大行”，“盗贼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朝廷稍后便任命他代理左冯翊。左冯翊是京师“三辅”之一。

京畿重地从来都不好治理。辖区内高陵县令杨湛和栋阳县令谢游是两个很难对付的官痞子。他们贪婪、狡诈而又桀骜不驯。薛宣的前任曾多次想把他们拿下，但都无果而终。

薛宣到任后，杨、谢二人登门拜见，想看看这位新长官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薛宣一方面以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他们，另一方面则暗中派人收集其全部罪证。

薛宣看杨湛稍有悔过之意，且有敬上之心，便把他的所有罪行及奸赃全部写在简牒上，密封后交给他。对他说：官员百姓们对你的反映全都记在了这个简牒上，有人告你监守自盗；但我向来敬重你，而按朝廷的法度，贪赃十金（西汉时多指白银）即为死罪。我实在不忍将你法办，所以才以密牒相告。希望你自己掂量掂量，进退取舍悉由尊便。今后还有做官的机会。如果密牒中所言非实，请你重新封好后还给我，我还你清白。　。　想看书来

三面“旗帜”（3）

杨湛自知罪证已被掌握，而且薛宣语气含蓄委婉，并没有伤及他的面子，当即便解下印绶请辞；从此对薛宣感恩戴德，终无怨言。

栋阳县令谢游却自以为是知名大儒，没有把薛宣放在眼里。

薛宣便下正式文件公开批评了他，在悉举其罪赃后，责令他认真反省，等待朝廷另派新县令接任。谢游接到公文后，亦呈印请辞。

薛宣为官赏罚分明，判决公平而必行之。他每治一地，均明晰条令以为众纪，而且对待下属多仁恕，爱人而利之。

阳朔五年（公元前24年）正月薛宣经谷永举荐，任御史大夫。

顺便再说说谷永这个人。他虽然是王凤物色的“超级枪手”，常依仗王氏势力，上书言事多无忌讳，常有冒犯之语。但观其一生的政论，无论是切谏天子或后宫之过，还是举荐良才或抨击庸官，均无不妥之处；观其一生的立场，只有在当年投靠王凤时发生过一次反复，其后亦无更弦易张的记录。因此，班固说他一生40余次上书言事，“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薛宣任御史大夫后仅3个月，丞相张禹退休，他便即继任为丞相。

薛宣的做事风格非常细致周到，好立规则，事事都得有个章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要努力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当时丞相府受理民事诉讼官司，和今天一样也是要收诉讼费的。薛宣当上丞相后便立了一个新规矩：诉讼费不足1万钱者不予受理。

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但当时的帝国官吏多为儒生出身，受不了这么多的约束，便众口一词抨击薛宣为官“烦碎无大体”，凡事管得太细，不会抓大放小。

更倒霉的是薛宣从来没有拜过名师研习经学，在当时的官僚们看来，等于　是一个没有“文凭”的草根丞相。如果是做地方官，只要政绩好、百姓拥戴，倒也无妨；但如今做了丞相，和成帝这么个“经学天子”朝夕相处便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薛宣没有这种光环，大概更不会娴熟地引经据典，那么他的任何说法和做法都会首先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这些人自然也少不了成天在成帝耳朵边阴阳怪气地讥讽他，况且，成帝本身也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表面光鲜其实糟糠，判断不出好坏与能庸。时间一长，他便开始越来越看不上这位曾经政绩卓著的“草根丞相”。

但是看不上归看不上，成帝还是让他做了6年的丞相。这倒不是成帝多么宽宏有耐心，而是他根本就懒得费心去琢磨要不要换丞相的事情。

自从“王章事件”之后，成帝便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更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他早已在绝代佳人赵飞燕姐妹、李平，还有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