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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以为然，于是请他尝试着推荐可以取代王凤的人选。

王章便再上一道密奏，推荐时任琅邪太守的冯野王。冯野王是冯奉世将军的次子，元帝昭仪冯媛的弟弟。成帝为太子时便素闻冯野王为当世名臣，知其声望远在王凤之上，便欲倚之以代王凤。

从此以后，成帝每次召见王章，都会屏退左右，密谋如何策免王凤，起用冯野王。

王章的“反戈一击”，对王凤的杀伤力至少有三重：

其一，王章本人素有不畏权贵和刚正不阿的正面形象。谁要是被这么一个人攻击，谁就会成为他这种正面形象的对立面。

其二，王章是因为王凤的举荐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在官场中自然被人当作是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反戈一击定然让人理解为不堪忍受王凤“失道”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作为王凤阵营的骨干成员，他的揭露或批判便有了不容置疑的可信度。

其三，王凤被自己力挺的人公然反叛，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

但成帝和王章万万没有想到隔墙有耳：王凤的堂弟王音时任侍中，成天在宫中进出，王章每次进见，他都躲在隔壁偷听，然后一五一十地向王凤报告。

这一切显然大大出乎王凤的意料。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顿时忧惧得不知所措，方寸大乱。

杜钦献计，让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一方面上书谢罪请辞，另一方面想办法发挥王太后的作用。

王凤于是依计上书谢罪。

王凤的这份“罪己疏”，言辞恳切悲凉，从文中无懈可击的逻辑性来看，更像是杜钦的文风。

“（王）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

王凤的“罪己疏”果然激发了成帝内心深处的亲情，使他油然而生悲悯怜惜之意，愤怒和敌对的情绪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他反倒过来安抚王凤继续安心辅政，勿生它念。

王凤的为政作风虽然强势霸道，但素无谋逆之意，此番波折令他羞惭难当，心灰意冷，真真切切地动了称病引退的念头。

杜钦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苦苦相劝，他才勉强重返工作岗位。

这下该轮到王章倒霉了。

成帝为了向舅舅证明，自己原本无意策免他，而是一时受王章的蛊惑。为了证明自己的无心和无辜，他指使尚书弹劾王章。

然后，成帝再把这个弹劾奏章批转廷尉查办，定了王章一个大逆不道之罪。

成帝此举绝非一时糊涂，而是他的窝囊本性使然。当年王商策动针对王凤专权的大讨论时，他便以类似的手段，向王凤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如今不过是故伎重演。

王章死于狱中，他的妻儿被流放合浦郡（今广西合浦）。

合浦郡是西汉王朝定点的流放地，许多被犯罪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官员都被流放到这里。

虽然历代史家都异口同声地把王章当成一位飞蛾扑火式的慷慨悲壮之直臣，但如果纵观其一生的作为，尤其是这个事件的始末，便不难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和前朝的萧望之没有什么两样。

王章并不是一个胸怀社稷心忧天下的人。他年轻时在长安求学，贫困不堪言，与其妻寄居在别人家的牛棚里。

背后一刀（2）

那时北方的牛棚四面透风，冬季天寒，通常都织一副厚厚的草席来裹在牛身上，以免被冻死。这草席被称作“牛衣”。

王章某次身患重病，连条被褥也没有，更没有钱看病吃药，只好躺在牛衣中听天由命。病困交加的现状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以为自己从此起不来了，便向妻子诀别，请她另谋生路。念及自己的遭遇，王章不禁泪如雨下。

他的妻子见状大怒，呵斥他说：你看看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哪一个的才学能够超过你？如今身处逆境，你不是努力打起精神自强不息，反倒在这儿哭哭啼啼的，真是丢人现眼！

这便是典故“牛衣对泣”的出处。

这是关于王章年轻时奋斗史的唯一记载。从这个侧面我们不难看出，他奋斗的原始动力，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只不过是追求个人的前途而已。

在西汉王朝那样的环境中，敢为直言而冒死亡之险者，无外乎有两种动因：一是心忧社稷；二是险中求富贵。

如果王章是一个心忧社稷的人，以《汉书》的文风和立场，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在这方面的点滴事迹“忽略”掉。——《汉书》始终在刻意把王章树立成一个勇敢正直的“忠臣”形象，但奇怪的是，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