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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举棋不定。经史丹这么一说，他便彻底放弃了废立之意，喟然长叹道：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而太子和两个皇子年纪又小，叫我如何不挂念他们？但从来都没有更立太子的想法，况且，王皇后的为人向来谨慎，加上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可能违背先帝的意愿呢？驸马都尉（史丹的官职）从哪里听说的这些话啊？

史丹顿首谢罪说：“愚臣妄闻，罪当死！”

元帝于是吃力地对史丹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这回怕是好不了了。请你今后用心辅导太子，不要辜负了我的重托！

不久，元帝驾崩，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

历史的轨迹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被某种极其偶然的因素所决定。

试想，如果元帝当初以一念之差，执意更立了太子，那么，便不会再有王氏家族的崛起，历史上或许便不会留下“王莽”这个名字。

果如此状，西汉帝国的历史必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是，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

“好色”并非原则问题

其实元帝对刘骜也并非一直就没有好感。

这位太子在少年时看上去还是一棵做皇帝的“好苗子”。虽然《汉书》对他这段时期的表现，只用了短短的8个字来描述——“壮好经书，宽博谨慎”，但也足可窥见其冰山之一角。

儒家经学在当时本来便是官学，加上师傅们的循循善诱和耳濡目染，太子“好经书”应该是意料中的事情。所谓“宽”，大概应该是指对人的态度宽厚；所谓“博”，虽然很难分析准确的内涵，但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狭隘或神经质的人；而“谨慎”二字，恐怕不仅仅说明了他的小心翼翼，应该也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他在思维方面的严谨。

刘骜那时住在桂宫。

桂宫是皇帝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它的东面是北宫，正南面是未央宫。未央宫的东面是长乐宫。长乐宫原本是皇帝听政之所，自从惠帝以后便成了历代太后当然的寝宫。

在桂宫、北宫与未央宫之间，有一条皇帝专用的驰道。驰道在宫城的西端为直城门，出了直城门便是宫城以外了。

有一次，元帝急着召见太子刘骜。刘骜从桂宫出来，不敢直接穿过驰道去未央宫，而是沿着驰道一直向西，出了直城门再绕回来，从未央宫北侧门进去。

绕了这么一大圈，自然便迟到了。元帝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如实以对。

元帝为此大加赞赏，下令授予他横穿驰道的特权。

但这棵“好苗子”没过多久便让元帝大失所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他开始对酒和女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成天以此为乐（幸酒，乐燕乐）。

刘骜的这种转变，让元帝开始怀疑他是否适合做储君。

当然，元帝的态度转变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或许他是想把皇位作为一个礼物赠予自己宠爱的傅昭仪，所以才挑太子的毛病。

在历代皇室的父子关系中，如果没有受宠的后宫女人作为支撑，皇子们与父皇之间的亲情纽带便会脆弱得经不起任何折腾。太子也不例外。

此时的傅昭仪早已彻底俘虏了元帝的花心，她的儿子刘康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父皇的最爱。

元帝更像是把太子的“幸酒，乐燕乐”当作了一个借口或把柄而已，因为刘康“多材艺，习知音声，上奇器之”。由此可见，元帝所称的储君之“能”，竟然是“多材艺，习知音声”。

况且，无论对太子还是对皇帝来说，对酒与色的偏好应该都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几乎所有具备“雄才大略”之美名的卓越帝王，都在这方面有更加卓越的需要。远的不必说，单说刘氏皇族的先人们，从高祖到武帝，哪一个不是这样？

太子成天关在深宫中，不仅有高墙大宅的围困，还有苛严规矩的约束。他的生活内容中，除了读书写字，大概不会经常有其他的内容。如此单调而扭曲的生存环境，其实和坐牢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精心布置的“温室栽培”之下成长起来的太子，人生的阅历便有可能苍白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如果没有基本的人生阅历为支撑，又如何能够对抽象枯燥的“圣贤书”（太子的主要阅读对象）有深刻的体会？更不用产生足够的兴趣来抵消生命的孤寂感。

在这种状况下，女人与酒大概便是太子唯一的出路。

另一方面，太子所能接触的人中，除了宦官和少量的正常男人（师傅、属官和亲戚）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