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2/4 页)

西汉帝国的“大树”之上，直到把这棵大树缠死，自己取而代之。

王莽从一条小蛇，一步步成长为兴风作浪的巨蟒，最后成“龙”飞上了天。

他在专心于攀着大树向上爬的过程中，虽然把自己的政治手段锤炼得炉火纯青，但在治国理政方面却出奇地弱智。这似乎是必然的结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如果在某方面的潜质或禀赋有所长，必然在其他方面有所短。面面俱到的“全才”毕竟不多见。

王莽是一位弄权的高手，完全可以在天子的大树下过得非常自在。——他的能力结构并不适合于做帝国的“一把手”。

但他却看不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他，所有沉迷于权力与利益角逐的官场中人，大概也都看不到。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只关心如何摄取更多的利益，正如某些商人只关心金钱，最后却被金钱所俘虏，身陷囹圄或命丧黄泉。

王莽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天子的宝座，以“巨藤”之躯，占据了原本属于“擎天大树”的位置，他怎么可能不失败？

公平地讲，王莽也并非像《汉书》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便是个居心叵测的大坏蛋。他在发迹之前是朝野上下公认的“杰出青年”。当然，这主要是指他的“道德形象”而非“治国能力”。

步入官场之后，是一路亨通无阻的宦海征途把他人性深处的欲望一层层地激发了出来。这好比一个年纪轻轻而又精力旺盛的漂亮寡妇，被流放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了周边环境的道德压力，可以成天出入于纸醉金迷的“蒙面舞会”，需要多大的定力才能使她坚守空洞的贞洁而不越雷池半步？

因此，王莽并非天生的怪物，他只是时代或体制的产物。王莽的一生，不过是从“贞女”到“荡妇”的过程。仅此而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逝去的岁月不可能再回来。不像兜里的钱，花完了还可以想办法再去挣。为“藤”还是为“树”，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们今天读史，自然要站在历史进程或天下公理的角度去审视其间的人和事，但历史只是一种结果，不是先验的目标。作为历史的“局内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以这样的高度去指引自己的一生。

因此，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藤”与“树”之间其实并没有孰优孰劣或孰高孰低的可比性。

姑且抛开道义或良知的成分不说，仅仅从纯粹个人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做“藤”就要比做“树”容易得多。

做什么都需要有“过人之处”，才能做得游刃有余。小人有小人的艺术，庸才有庸才的法则。一颗天生的“树种”，如果想“退而求其次”，甘心去做一棵“藤”一般的庸才，未必就可以所向披靡。

贾捐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本来就不是做“藤”的料，却非要往这条路上去挤，到头来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丢了小命不说，连个好名声也没有留下，实在是“冤枉”极了。还不如自始至终坚守内心的原则，做一棵堂堂正正的“树”要好一些。

贾捐之是文帝朝的大才子贾谊的曾孙，其文采虽不如曾祖父，但也算得上一流的才子。在元帝即位之初，他便因上书言政，颇得皇帝的欣赏与信赖，令他“待诏金马门”，等待分配工作。

是时，宦官石显专权，天下为之侧目。贾捐之以文人特有的迂直和豪迈，数次在元帝面前揭石显之短，以为可以让天子警醒于“宦官弄权”之害。

但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元帝自己布的局（本书第2章将专题探讨这个问题）。

于是，不识时务的贾捐之非但没有得到重用，甚至连皇帝的面也很少见得到了。

贾捐之有一个好朋友叫杨兴，时为长安县令，是公认的“倾巧之士”。杨兴见了这种状况，便给贾捐之出了一个馊主意，劝他和自己一起，在元帝面前一反常态地称颂石显，建议赐封石显为关内侯（侯爵中的第二等，第一等为列侯）。

首楔：两种人的舞台（4）

石显的马屁还没有拍出味道来，贾捐之竟然又迫不及待地再次上书举荐杨兴为京兆尹。京兆尹是京师“三辅”之一，级别与郡太守相同，但地位尤甚之。

贾捐之的这点儿猫腻哪里蒙得过石显的眼睛？

于是石显反过来在元帝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欲得大位”，欺君罔上，泄露宫禁机密。

贾捐之被斩首弃市。石显却在元帝面前博得了个“不阿私”的好名声。

“藤与树”是本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