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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但是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能跟她学画是个幸运的事儿。

我的小学还有一位好老师，一位上了年纪的音乐老师，由于她的教学方法，我们班的合唱在北京市每每获奖，那一年的秋天，我妈又接我们全班到她承包的地里“跳丰收舞”，那一天同学们可高兴了，全班分为三个小队进行劳动比赛——剥玉米，干了不一会，饭熟了，叫大家吃饭，同学们都百般不乐意地说：求求你了，阿姨再让我们干一会儿吧……

吃完了饭，妈妈说叫他们去给自己的妈妈挖红薯带回家去，每人一个塑料袋儿。

很久没下雨了，地里挺干的，同学们互相帮助，挖了不少红薯，不久家长们的意见反馈回来了说：这是一生中最甜的红薯！

那一天的主题班会还有一项内容：我妈利用门前的凉台拴了一根长杆，挂上一块布充作舞台，我们表演了自己的节目，当我们班四个声部无伴奏合声响起时，村里的农民搬梯子爬上墙头，看我们演出，盛况空前。

我母亲她那一辈人都有过共同经历，她是下乡插队的“共和国同龄人”，她有打不开的农村情节，所以退休后跑到农村包地务农，才有了我丰富多彩的城乡两地生活。

一开始我很讨厌住乡下，起码交通和信息都受到了局限，我还因此跟我妈发过脾气，但是几年过去后，我就习惯了在田野里和狗一起奔跑，在鱼塘里游泳，用大柴锅做饭的味道，就是用煤气灶做不出来！心也渐渐沉静了，甚至性格都有了些变化。

我跟我爸在玉米地里干活儿，都不穿上衣，光着膀子，那时你才会觉得是个爷们儿，就会对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吹冷气有些不“感冒”了。

我和我的同龄人不同的是我是在两个时代的边缘长大的，接触了一点儿农耕文化，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生活不会总是风和日丽的，我认为问题出在了初中：初中我仍上私立学校，但是换了一个教育系统“公办”的“私立”学校，（听上去有些别扭）学校的硬件也很完美，但是“应试教育”的幽灵在校园中徘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不正当竞争”了，比如我同一宿舍的同学，会鼓励我在考试前玩游戏机，甚至拉着我玩个“对抗赛”，但是晚上他会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复习功课，我是在羊群中长大的，是在“不让一个孩子受委屈”的老师的卵翼下孵出来的小鸡，在班上开始有些掉队了，从天堂掉到地狱的落差更大，摔得更疼，又缺乏咬牙吃苦的锻炼，很容易采取放弃，一点一点地退步，一点一点地失守，自己没有信心，人际关系也处理不好，越来越烦躁，甚至疑神疑鬼的，总觉得有同学和自己过不去，有时还嫉妒别人，很分心，也不快活，直到考高中的成绩不理想，进不了重点中学。

据说我爸爸妈妈之间有过一次研讨：妈妈问爸爸，孩子是在羊群中成长快，还是在狼群中成长快？爸爸说：当然是狼群。妈妈说：这是你说的……这可能就是他们的“豺狼计划”的起因。

而我就这样一下子被抛到了西方的遥远的“狼群”！

“恐怖”教官（1）

我为什么会写前面提到的三封信，原因就在于我接受不了这种狼群中的　“痛苦”生活，而这种“痛苦”生活的领头狼就是那个临时为我安排的学生教官。

他十分“凶残”，简直就是个魔鬼，刚来的那几天，他直接就给了我个“下马威”，可把我整惨了，用各种听懂听不懂的美国脏话骂我，动不动就挥舞拳头作势要打我，我本来就胆小，只能任他摆布，一切委屈强往肚里咽，别说还手，连还口都不能（也不会！只能用我们的国骂在心里咒他，以取得暂时的心理平衡。）想想就更想不通了，相比之下我在国内还能混得下去，干嘛要上美国来受这份儿“洋罪”呢？！

在一接触到这个学生教官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很强壮，就象一头牛一样，但是头却很小，身体看着很不成比例，这也许就和他的智商成了正比吧。让我总觉得他解决一切事情的方式就是使用暴力，的确他的暴力倾向在学校也是出了名的，没有人敢惹他，弱小点儿的同学要是招了他，会引祸上身的，他下手很重，真动起手来，谁也吃不消，这也最终导致了他被学校开除。

他曾经在生气的时候，用烧红的烙铁在胳膊上烫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后来用纹身盖住。而且我还听说他是因为“意外伤害”，被警察送到了这所学校来的。

总之，守着这么一个狂躁的人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相当的挣扎。

但是，后来的一次聊天，一切都突然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