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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脸！”瓦西里·伊凡内奇回答。

他信守许诺，把儿子仍旧安排在他书房里住下后便避不照面，并且告诫妻子切莫流露任何不必要的感情。“孩子妈，”他说，“叶夫根尼第一次回来时我们曾使得他讨厌，这回咱们可要放知趣些了。”阿琳娜·弗拉西耶芙娜同意丈夫的意见，不过，这与她无多大关系，因为她只在饭桌上才见得着儿子，而且吓得不敢开口说话。有时，她会叫上一声：“叶夫根尼，亲爱的！”但没等儿子回头看她，便拨弄着提包穗子悄声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念叨一句，”之后便用手支起脸对瓦西里·伊凡内奇说：“你最好问问叶夫根尼午餐要吃什么：白菜汤呢，还是红菜汤？”“你干吗自己不问？”“怕他讨厌呀！”但过不多久，巴扎罗夫本人也不再固执己见，工作的狂热劲儿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寂寞之感和心绪不宁，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显出疲倦，甚至行走的时候也不是迈着那种坚实的、勇往直前的步子。他不再独个儿出去散步，他寻觅与人共话的机会，他到客厅去喝茶，和瓦西里·伊凡内奇一起去花园遛达并且一起抽“闷烟”，甚至有一次还打听起阿历克赛神父的近况。瓦西里·伊凡内奇对他这种变化感到高兴，但他的高兴没持续多久。“我们的叶夫根尼真叫人担心，”他悄悄对着妻子抱怨。“如果是不满意或者生气，倒也罢了，但他那份苦恼，他那份忧伤实在可怕。他不作声——骂我们一顿也好呀！人呢，一天比一天瘦，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主啊，主啊！”老妇人小声说道，“我本来很想给他颈上挂个香囊儿避邪，但他哪能愿意呢！”瓦西里·伊凡内奇几次三番小着心儿想探问究竟，问他的工作，他的健康，问阿尔卡季……可是巴扎罗夫回答起来很不乐意，只随便应付，有次他发觉父亲在谈话中又想暗中试探，不由恼道：“你干吗像是蹑手蹑脚般围着我打转儿？这方法比以前的更坏！”“哦，我没事，只是说说罢了，”可怜的瓦西里·伊凡内奇赶忙回答。他把话题引到政治方面的意图也毫无结果。有一回谈到了即将实行的农奴解放和社会好转迹象，他希望能引起儿子的关注，然而儿子只冷冷说道：“昨儿我在篱笆旁走过，听见本地的几个农家小子在哼着新歌：时候到了，我的心里感到爱了……瞧，这就是你说的好转迹象。”

有时巴扎罗夫到村里去找个把农民聊天，他像平时那样开几句玩笑，然后话入正题：“喂，老弟，给我说说你对生活的看法，据说你们是俄罗斯的力量和未来所在，历史的新纪元要从你们开始，由你们来发号施令制订法律。”农民或是什么也不回答，或是说些类似以下的话：“我们……也能……因为……比方说，也得问问教堂里的副祭坛是啥样的。”

“你倒给我解释解释，你们说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巴扎罗夫打断了对方的话，“是不是像故事所说建在三条鱼背上的？”

“是这样，少爷，土地是由三条鱼的背脊托起的，”农民以讲家谱的口吻用慈祥的单调声音和气地说。“但大家知道，管我们土地的是老爷，也就是说你们是生养我们的父辈。老爷越凶，农民越恭顺听话。”

听过诸如此类的话，巴扎罗夫轻蔑地耸耸肩，掉头走了，农民也去干他自己的活儿。

“方才说什么来着？”另一个农民，约中等年纪，带张绷得紧紧的脸，打从他家门口老远地问，巴扎罗夫说话时他也在场。“是说欠租的事吗？”

“哪是说欠租呀，我的老弟！”第一个农民回答，此时已不是说家谱式的单调的调门，而是换成不值一提的轻蔑语气。

“胡诌一通，舌头发痒呗！谁不知道他是大少爷，能懂个啥？”

“能懂啥！”另一个农民回答，于是挥挥帽，紧紧腰，两人说起了他们自个儿的事。啊，轻蔑地耸耸肩、自认善于跟农民打交道的巴扎罗夫（他和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争论时曾一再夸口），信心十足的巴扎罗夫从未想到过他在农民眼里只像那逗人笑的小丑……

晚上他终于有事可做了。有次瓦西里·伊凡内奇当他面给一个农民包扎受伤的脚，但老头儿手抖，扎不好绷带，改由儿子帮忙。自此之后他也介入行医，同时嘲笑他父亲提出的种种背时疗法。对巴扎罗夫的嘲笑瓦西里·伊凡内奇毫不介意，甚至认为这是安慰。他用两根指头捏住油腻腻的睡衣扣缝，一面抽烟斗，一面乐滋滋地听巴扎罗夫指点评说，巴扎罗夫说话越是恶狠狠，幸福的父亲越善意地笑，笑得露出两排烟薰的黑牙。他甚至模仿儿子说的毫无意义的俗语，例如，他接连几天不管必要没必要都说上一句“那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芝麻绿豆小事！”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