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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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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虽然说也没用),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译者】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证券市场崩溃三年之后的今天,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这个老头儿实在无法帮忙,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难题。他那个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国快倒坍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译者】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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