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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主义者赶到极端主义者一边去”。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曾经把他叫做“制造分裂的有害影响”，共和党的弗朗西斯·萨金特州长曾公开宣布他为马萨诸塞州所不欢迎的人。但是大学教授和麦戈文都已被认为是政府的天然仇敌，而居民中有三十万大学生的萨金特的那个州，一向被看成是联邦中最自由主义的一个州。不论怎样，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停止互相大声对骂”，政府成员中很早就有人不理会这呼吁，其中就有阿格纽。（“我打算在一片喧闹声中让人听到我的讲话，”这位副总统曾说，“即使我必须提高嗓门也行。”）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对阿格纽式的装腔作势，有意哗众取宠的腔调却大为欣赏：

『有些报纸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来。

要求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意见，等于要求“波士顿掐脖子暗杀犯”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说表示异议就会使美国人民两极分化，那我说，现在正该是来一个积极的两极分化的时刻了。

暴力行动得逞，就会滋长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动，最终将产生极残酷的对抗。

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在于一种矫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复杂的思想状况——认为我们的社会准则是虚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认为爱国、诚实、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点什么问题。』

阿格纽于1970年秋季到32个州去游历演说，行程共3。2万英里。他于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号召选民们把民主党人作为“激进的自由派”加以抵制，从而为自己的竞选运动定下调子。后来，他把“激进的自由派”一词压缩成为“激自派”，并解释说他所指的这种政治家可以肯定“几乎每次投票都会违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议制社会的利益、都会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对自己本党内跃跃欲试的人并不都表赞同——“我不得不把争取获选的一位共和党人归入上述的一类，那就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古德尔”；对反对党提名的人则一概加以谴责：“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一批纵容一切的候选人，他们倾向于迁就混乱局面，讨好不法分子。”他那满篇长字的无聊议论，还由总统的两位演说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润色。依靠这两位的生花妙笔，他把参院的鸽派斥为“搞叛卖的议员”和“被娇惯的奇才”。民主党提名的全部候选人被统统称之为“否定一切的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卑怯的骑墙派”、“动摇的代理人”、“遁世的左派”和迎合“以知识分子相标榜的愚蠢时尚”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历史多疑病患者”。说到他那浮夸的词句，他说自己喜爱用隐喻和押头韵，“但是我并不需要什么花招来使我的话为人所理解。我只是简单说明美国当前的问题是什么事”。

总统同他是一致的，在历时23天、先后到过22个州的17240英里的巡回竞选演说中，唱的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调子。每次演说，他都采取攻势。同阿格纽一样，总统不为自己的政绩辩护，不谈任何目标，不提出任何理想，那都是违背乔蒂纳规定的原则的。他只是一味攻击学生、麻醉毒品、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暴乱者、逃避兵役的人、烧国旗者、搞同性关系者、罪犯、男女乱交和淫书淫画等，而把所有这些，都同民主党人联系在一起。投票的前夕，共和党把总统最刺耳的演说之一在电视上重播出来而使情况达到了高潮。前一个星期四晚上，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示威者曾用鸡蛋和石块打他的轿车，企图砸碎窗玻璃，还敲打汽车车门。“你不能不看到他们的面容，”当时跟随他的一个助手后来说，“看到他们脸上的仇恨——他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了。”《时代》杂志特别提到这次事件受到了“一切负责和半负责方面人士的谴责”。然而事过之后，总统在菲尼克斯的讲话中，似乎把这个事件归罪于所有批评他的人。他发誓，“任何一伙暴力恶棍都不能阻止我出去同美国人民谈话”——言外之意是，民主党人正设法要阻止他——而关于持异议者，他说：“他们不是什么浪漫派的革命者。他们同样是一些一向为害善良人民的恶棍和土匪。”他最后说：“我们的处理方法，新的处理方法是，要求制定新的强硬的法律，使和平势力能有新的力量以对付美国的罪恶势力。”

选举前夕重播的这篇演说的质量，同演说的基本思想一样，是杂乱粗糙的，有时简直是语无伦次。这次重播历时15分钟。接着的一刻钟由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自己付费使用，他的讲话是为另一党所作答辩。马斯基态度平静，说话极有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