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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唯失措的呼喊，最终，“咚”的一声，高唯和三轮车一起被墙面弹回来了。笑死了。

高唯从地上爬起来，研究了一番，明白了。自行车虽然有龙头，但拐弯主要还是借助于身体的重心，龙头反而是辅助性的了。三轮车因为有三个轮子的缘故，它和路面的关系是固定的。到了拐弯的时刻，骑车的人还是习惯于偏转身体的重心，可这一次不管用了，三轮车还是顺着原先的方向往前冲。那就刹车吧，不行。三轮车的刹车不在龙头底下，用的是手拉，情急之中你想不起来也用不起来。这一来车身就失控了。高唯的运气好，她试车的时候前面是墙，如果是长江，三轮车也照样冲下去，高唯她叫得再响也没有用。

前台最要紧的工作是安排客人，制表和统计一样重要。但是，在推拿中心，有一项工作也必不可少。那就是运送枕巾和床单。按照卫生部门的规定，推拿中心的枕巾和床单必须一人一换。用过的枕巾和床单当然要运回去，漂洗干净了，第二天的上午再运过来。这一来就必然存在一个接送的问题。为了节约人手，沙复明就把运送枕巾和床单的任务交给了前台。不会骑三轮车，无论你的眼睛怎样地迷人和怎样地醉人，沙复明坚决不录用。

好在三轮车也不是飞机，尝试了几下，高唯已经能够熟练地向左转和向右转了，还能够十分帅气地从裤裆的下面拉上刹车。和推拿师以及服务员比较起来，在推拿中心做前台算是一个好差事了。主要是可以轮休。也就是说，做一天就歇一天。但是，高唯从来都不轮休，每一天都要上下班。她上班的目的是为了把都红送过去，到了深夜，再用三轮车把都红接回来。正因为这一层，都红和季婷婷的关系慢慢地淡了，最终和高唯走到了一起。她们两个连说话都不肯大声地喧哗，而是用耳语，叽叽喳喳的。如果有人问她们：“说什么呢？”都红一般都是这样回答：“说你的坏话呢。”

季婷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头老大的不痛快。好在都红聪明，在这个问题上调剂得不错，时不时给季婷婷送一些吃的。比方说，三四瓣橘子，七八颗花生，四五个毛栗子。每一次都是这么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像是专门省给了婷婷姐。这一来反而把这一点可怜的吃食弄出人情味来了，越是少吃起来才越是香，完全是女人们之间的小情调。都红偶尔还给季婷婷梳梳头。季婷婷究竟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女人，又比都红年长好多岁，不再介意了。她对都红的态度分外地满意。都红都意思到了，行了。都是盲人，可以理解的。和“三轮车”把关系搞好，多多少少是个方便。

都红学推拿不能算是专业，顶多只能算是半路出家。还在青岛盲校的时候，她的大部分精力一直都花在音乐上了。如果都红当初听从了老师的教导，她现在的人生也许就在舞台上了。老师们都说，都红在音乐方面有天分，尤其是音乐的记忆上面。一般来说，当事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在某个方面的才能，当这种才能展露出来的时候，他能知道的只有一点——做起来特别地简单。

音乐相对于都红来说正是这样。都红是怎么学起音乐来的呢？这话说起来远了，一直可以追溯到都红的小学五年级。那一天都红她们学校包场去“看”电影，电影是好莱坞的，所描绘的是未来的宇宙，从头到尾就听见很尖锐的声音在那里乱窜。音乐就更乱了，很不着调，又空洞又刺耳，这就是所谓的太空音乐吧。一个星期之后，都红的音乐老师到卫生间里小解，听到有人在一边哼，耳熟，却不知道是什么。一想，想起来了，可不是好莱坞的太空音乐么。老师洗过手，就站在那里等，最后等出来的却是都红。老师就问，这么乱哄哄的乐曲你也能记得住？都红很不解，笑了，反过来问她的老师：“音乐又不是课文，需要记么？”这句话听上去大了。如果这句话是一个健全人说出来的，多多少少都有点自信得过了头的意思。盲人没有这样的自信，即使有，他们的表达也不是这种样子。所以，这句很“大”的话在都红的嘴里只有一个意思，是一句实话。

老师便把都红拉到了办公室，当着所有老师的面，给都红弹奏了一段勃拉姆斯。四句。弹完了，老师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等着都红视唱。都红站在钢琴的旁边，两只胳膊挂在那儿，怎么说都不出声。老师知道了，她这是不好意思，就用表情示意其他老师“都出去”。老师们都离开了，都红站在那里，还是不肯。躲在窗外的老师们最终失去了耐心，散了。等他们真的散了，都红开始了她的视唱。她视唱的是右手部分，也就是旋律，音程和音高都很准。老师还没有来得及赞叹，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都红把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