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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一次接待日本律师辩护团，送别的时候，张曙拿出3万多元买了礼物送给律师们，表达对他们的谢意。他说，这是给王选一个面子，也是给中国人一个面子。

主持会议的人希望到场的行业协会会长表态，但表态的人很少。不知道是不习惯说话，还是不喜欢当场表达，还是不愿意捐款。只有一个企业家说愿意捐款，愿意去参加声援团。

记者问王培根，这次估计能筹到多少，王想了想说：一定要趁热打铁，明天就让何必会去落实，要不然过了时候就凉了。

诉讼8年，40多次开庭，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才有可能让中国有150人次的受害者到日本的法庭进行申诉、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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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式的孤独（1）

我24日一早6点动身从姬路家到东京，睡一濑事务所一楼桌子上。26日一早回家。31日再从姬路去东京，参加辩护团会议，查资料，访问议员，会见学者，帮助一濑审阅已经收到的中国证人的证词等。夜间的便宜长途汽车票回去时就没有座位了，所以我订了往返票。从神户出发，单程4300日元，加上姬路到神户的路费一共5000日圆多一些。坐一个晚上。这样来回旅费差不多11000日元。坐###来回要3万日元。3万日元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在家里的伙食费，我家一个月房租的一半。太贵了，我无力负担。

这是王选写给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的内容。王选的家在日本的姬路市，每一次开庭就是在日本，她也要从姬路到东京。东京的住宿太贵，晚上就睡在一濑律师事务所一楼的办公桌上。一濑夫妇的卧室在楼上。回姬路的时候，通常是坐晚上的不直达的车，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其实王选到底在10年的诉讼中投入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成百次往来于日本中国，往来于姬路——东京，王选用的全部是自己的钱，没有用过原告团化缘来的钱，也没有用过日本人的钱。

这几年王选丈夫的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公司从十多个员工缩到两个员工，从经常在外面吃饭到自己在家里做。在上海，他们还分期付款供着房和车。

有人替她算过，10年来，仅来来往往的交通费用，大概有100多万元人民币之巨。王选是一个不喜欢提钱的人，但这几年王选丈夫的生意不好，可能手头感觉到了紧张。

“五十多岁了，还睡别人的办公桌，我有时候想我为什么会混到这样？”有一次王选对记者说，“有人说，王选，你真的很傻。我说，我觉得我傻得很值。如果一个国家，连几个傻得想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人都没有，那我们活着跟无头苍蝇有什么区别？”

五十多岁了还睡别人的桌子是王选的窘境，也是所有参加细菌战诉讼人的窘境，是中国民间力量的窘境。

何必会，是原告团的秘书。所谓秘书，就是一个细菌战诉讼的义务写手。一次作为记者的他到崇山村采访，被一个病榻上的叫金祖池的老人拉住。

金祖池是崇山村细菌战调查的一枝笔，原黄埔军校的学员。他从一开始就参加细菌战调查，细菌战崇山村原告的所有诉状都是他一手写成的。1999年他重病在身不行了，他在床上拿出一枝笔，拉住何必会的手说：“这枝笔，就送给你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嘱托，是责任，接了这枝笔，就再也逃不掉了。”何必会说。

民间搞细菌战调查的几乎全部都是老人。浙江的、湖南常德的，他们在退休之后，骑着自行车，在乡间村里一家一户地走访，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的受难故事，记下一个又一个死亡者的名字。这些调查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暮年，而且体弱多病。八十二岁的调查员王仲喜分管着两个生产队的调查，当他完成他的调查，将登记表交出时，老人说：“我不行了，可能要昏倒”。现在他因高血压、心脏病，再也不能去调查了。

何必会接下了义乌的一枝笔，再也不能摆脱了，沉重的现实让他越陷越深。于是他介入了调查，看到了烂脚病，看到了现实的人间地狱。这枝笔现在在他的手上，他辞了记者工作，细菌战诉讼团的秘书，所有的文书、所有的新闻稿都由他来写。他由初听细菌战、烂脚病的恍若隔世，觉得那是一件很远很陌生的事到被血淋淋的现实所触动，生活全部被改变。

“你只要做这件事，生活就会被改变，就要奉献。”今年四十岁的何必会的生活，在人人做生意挣着大钱的义乌，显得很寒酸，一家人靠他夫人开的一个小饭馆卖新疆大盘鸡生活。这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