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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原发地北门一带最为严重。

崇山村医生全家死亡

崇山村，王选的家乡。1942年的崇山村是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

1942年11月15日，崇山所属的佛堂区区长周树萱向县政府报告说：“本年9月29日，即农历八月二十日起，崇山村发生鼠疫……”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于是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来给他诊治，家人急忙抓来王道生所开的药，喂他吃下，但是药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接着四岁的孙女也死亡。十一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五口人死绝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有逃过死神的追击。回家后不久，作为医生的王道生就发烧，口渴难忍，虽然家人不离左右用心照顾。但只三天时间，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行医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八个儿子，因此丧葬隆重。

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包括其它乡里的亲戚都来奔丧，人员进进出出，很热闹。

但是道场未结束，恐怖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第二个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挣扎几天就死了。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儿子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不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吴菊兰死后，他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十六岁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时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死得更惨。儿子王旌堂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八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五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十人（王道生夫妻俩，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八十多岁，成为家族唯一幸存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靠中医王道生，现在医生都死了，崇山人没有了任何医疗防预体系。人们只知道这是一场连医生都医不好的病，但是什么病，怎么传染的，没有人知道，更不知道是日本人施放的细菌。自王焕章和王道生去世后，崇山村每天死亡五至八人，最多的一天死了二十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看家，不料老母亲得了鼠疫，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没人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死去。

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投放的。

崇山乡长求救电

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召集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了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

1941年10月13日，义乌县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并关闭义乌城农历三、六、九日的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拜佛。

崇山一个乡（现在为村）　1236口人，死亡403人，达三分之一。逃走150人。整个乡完全成了鼠疫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绿水，但却村村萧索鬼影绰绰。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无生机。

崇山，空前之浩劫（2）

1942年11月16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以“快邮代电”的形式给流亡永康大平的县政府章松年县长发了求救电报，电报行文如哀号哭告，读之令人心痛：

“义乌县县长章钧：职区于本年农历八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