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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挽回受害。

日军731等部队，把14世纪毁灭了当时欧州人口40％的鼠疫的细菌和其他细菌，在我们祖国——中国的大地上各处散播。善良无辜的人民被这些看不见的武器所杀害，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城市村庄被摧毁。最为悲剧性的是，自然环境受到了破坏。在本诉讼六个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浙江省衢州，1940年10月，日军从空中投放了鼠疫菌后，引起鼠疫发生并流行了13年。在同省的受害地义乌，鼠疫蔓延到全县，并传播到邻县东阳。细菌战鼠疫的受害地区，半个世纪以来，为预防鼠疫再发生，必须每年数次，在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捕捉大量的老鼠和跳蚤，进行鼠疫菌的检查。根据这些地区卫生防疫机关的检查结果，浙江省衢州，义乌以及六个细菌战受害地之一的湖南省常德，在80年代、90年代，以至到目前为止，还发现有鼠疫菌抗体阳性。上述的检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地区，鼠疫菌依然在活动，鼠疫再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细菌战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当今世界上，环境问题在威胁着地球的前途已是常识，人权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理念和价值，但是，同时至少有16个国家还持有生物、化学武器。尊敬的审判官们，我们108名原告，以及日本、中国和世界人民期待着这场审判能成为维持理性的秩序、道德的规律、真理的法则的审判。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的细菌战鼠疫受害者钱贵法，还有一名原来预定作为原告参加诉讼的，浙江省江山市的细菌战霍乱受害者赖根水，没能等到这场审判的开庭，就去世了。为了使这场细菌战的审判成为对钱贵法、赖根水，包括他们在内的无数的细菌战受害者们的永远的纪念，我们原告团在此表示全体不懈努力到最终的决心。

以上是我作为原告代表的意见陈述。

在王选陈述后，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向法庭提交了《答辩书》。答辩书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一切请求”。《答辩书》说，根据海牙陆战条例，原告没有直接请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权力；本案不能适用中国法。在大日本帝国的宪法中，有“国家无答责”的原则，国家的赔偿责任不能被承认。其次，在日本民法724条中，规定了20年的时效期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的违法行为已超过了20年，因此损害赔偿权消减。

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在诉讼开始前采访了一濑敬一郞，并结合法庭开庭情况写出了第一次开庭的报道。日本的中文版《中华时报》以《日本的全部问题都在于天皇制》为题登载了徐勇的文章；台湾的《中国时报》以《细菌战索赔诉讼日本跨世纪的考验》为题登载；此外香港的《信报》、美国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消息。徐勇也将他的文章投到国内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但中国新闻界对此未作任何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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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抬舆”队伍中（1）

王选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上，以纪念和回顾细菌战诉讼走过的路，文章的名字叫《抬舆》。

日本传统节日的时候，地方村社、街道，镇上人们往往扛起“舆”，前呼后拥，游行祭神。中国有些农村也有舆，和抬舆祭神的仪式。“舆”也叫“神舆”，供放神位的木架，上面装饰得像楼阁，有抬手。舆下的人把舆抬得高高的，是表示对神的尊敬，为了让大家看到神。抬舆的人，最要讲究配合一体。这有点像是元宵节晚上义乌农村里的龙灯，一村的人家一人扛一盏灯，这些灯前后相连，夜色隐去灯下的人和其他的多余，只有举在空中的灯像一条透亮的蛟龙翻舞奔腾。

90年代初以来，在日本法院起诉的78个战争受害者诉讼，每一个都有一小群日本市民组织起来在支撑着，说起来也像是抬舆，只不过，扛在肩头的不再是“神位”，而是和平、正义之神。

1995年从细菌战的受害事实调查开始，到走上法庭，再到一审、二审，细菌战诉讼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路。从第一次递交诉状到二审宣判，中国的原告们42次前往日本站在法庭上应诉。有的时候，中国的原告们无力往来于中日之间，就由王选一个人出庭。在40多次出庭中，王选一个人出庭的就有18次之多。还有日本的律师们。在40多次开庭诉讼和20多次赴中国调查取证当中，日本的300多名律师为诉讼提供了义务的服务。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诉讼，虽然经历了8年的法庭较量，但远远还没有结束。三审还在等待着中国的原告们。一次次的开庭足以拖垮坚强的意志；一次次地败诉足以让最坚强的信念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