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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是坐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上。他们不假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指导一切的真理，不假思索地颂扬新世界的一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950年就非常热情、积极地参加到《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去，几乎很少有人真正怀疑过，自己正在努力营造的可能是一艘“泰坦尼克”号，连胡风、顾准等人也不例外。

在不多的例外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故意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的陈寅恪。1949年底，熟读变乱、历经变乱的陈寅恪就在欢腾中洞见了欲来的山雨——“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另一个，就是已经被人遗忘的留美农学教授、四川人董时进，他在1950年上书中央领导反对“土地改革”，直陈土地改革的弊病和祸害。将董时进这个被遗忘的人“挖掘”出来的当代学人谢泳作过这样的评价：“1949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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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硬”的铁匠（2）

楼茂春没有文化，对一切正在酝酿的政治风云变化无从预见，也没有太多的感想。他只相信自己的铁锤不仅可以打出锋利的镰刀，还可以打出自己美好的生活。不过，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无论是秀于林的高木，还是贴着地面的小草，都一样受到波及——只是遭遇不同而已★。

陈寅恪一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著书唯余颂红妆”，而占当时中国亿人口80％的农民则是“生产必须合作化”——被喻为土豆和散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终于被生硬地装入了进口的“苏联麻袋”。

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开始席卷整个中国。据东阳县志记载，1951年7月，该县吴宁镇组建了第一个铁业合作小组；同年年底，整个东阳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增加到五个；1952年，增加到26个合作小组，一个合作社；1953年出现反复，但年底又增加到28个小组，三个合作社；到1956整个东阳的手工业合作化工作完成。

楼茂春在1952年加入了吴宁镇的铁业合作社，但是很快，他就感觉到大锅饭不好吃。一个人一天可以干完的活，在合作社内，可能要三个人三天才能干完，生产效率极其低下。13岁就拜师学艺的他，在师傅的调教下不仅学得上好的手艺，也培养了非常勤劳刻苦的职业精神，很是看不惯干活偷懒的作风。耿直的性格，加上他的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在两县的打铁比赛中，他成了“打铁状元”，所以他找领导抱怨合作社的弊病，并要求离开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对他的“叛逆”非常吃惊，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单干”作风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警告他不要“不识时务”。但是他还是坚决地在进入合作社半年之后的1952年底，顶着领导的责骂和恐吓离开了。

他不知道，这一年，一个后来被认为是“替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一点面子”★的顾准，也在上海被“处理”了，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

新年之后的1953年，他自信地设计了自己的人生计划。他不知道，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年也正在执行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看不到大地将被深深犁起，看不到地上的花草树木将被新泥掩埋，看不到有人想把野草和蚂蚁也组织起来纳入苏联进口的“麻袋计划”之中。

离开合作社后，结婚已经好几年的楼茂春也与父母兄弟分了家，但他很快就组建了自己的“合作社”——他与妻子王凤珠开起了自己的打铁铺。夫妻俩在吴宁镇上租了一间平房，这间每天以一斤米租来的平房，既是他们的家，又是这个“夫妻合作社”的车间和寄托美好未来的“造梦工场”。

就像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所演唱的一样，沉醉在甜蜜夫妻生活中的楼茂春夫妇，每天也演绎着自己的“夫妻双双把铁打”的甜美爱情——“你拉风箱来，我挥锤，恩恩爱爱把铁打”！

在这期间，吴宁镇的领导和合作社的领导曾多次找这对夫妻谈话，希望他们回到合作社去，但是这个倔强而自信的铁匠并没有回头的打算。他们相信自己的勤劳，相信自己从直觉中看出来的效率差异和孰优孰劣，相信没有战争的日子定要比战乱的日子让人安全、满意，他相信自己开店打铁的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权利。

但是他错了。他不知道，一场连蚂蚁也无地逃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