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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的，但是，我发觉他们助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既的敌人。我们只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资。

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

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人大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绘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