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页)

半年，算是半脱离火热的社会生活。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年红苕大丰收，听说烂在地里没人要。街上的宣传栏宣传“红苕的营养价值最高”，南街口那个馆子还摆了二、三十种用红苕做主料的菜品，油炸红苕丸子呀，油炸红苕丝丝呀，给小镇家庭主妇们做示范。

读小学三年级的二弟也住校过集体生活了。晚上我跟着妈去看弟娃，走进学校朝杨家堰方向那个大门，却意外看见好多老师，围着一个比人还高的黄泥巴炉子在大炼钢铁。站在人字梯上的男老师，把大家传递给他的门板块块呀板凳脚脚呀铁锅呀铁锁呀统统往炉子里丢，火烧得呼呼的。

小学大门外杨家堰一块地，麦苗儿青油油的，插了一块木板板，红字写的“小麦亩产5千斤试验田”，过了几天，变成了“小麦亩产万斤试验田”。当然，我这个10来岁的妹崽儿，对五千斤，一万斤，都没有什么具体概念实际印象。

镇上办起了公共食堂。各家各户不煮饭了，铁锅也交上去炼钢铁了。妈一天三次，到隔了两三条街的无逸街食堂去把饭背回来，妈、婆婆、我、小弟娃吃。我也去背了几回，背篼里一个小瓦钵装饭，上盖一个木盖盖。晴天还好点，遇到下雨天，我头戴个大寮叶壳壳，背篼里还要给饭钵盖个小草帽。人又矮，那寮叶壳壳就挎哒挎哒敲打背篼口口，脚上系的干谷草脚码子（稻草搓成粗绳子捆在脚上或布鞋上，下雨天泥泞路上防滑）吧嗒啪嗒在杨家堰泥巴田坎路上一溜一滑。有一天一个扑趴跟头，背篼歪倒在田坎上，半钵钵稀饭也倒在田坎上，我放声大哭。

在食堂打饭的拥挤人群中，我小半个脑袋露在柜台上方，丝毫引不起那个右脸颊上有疤疤的炊事员■的注意。一般是排在前后左右的大人都打上饭走了，才轮到我。食堂里先是天天干饭，后来变成水煮面块块，再后来就是清汤寡水的稀饭了。

那疤疤炊事员的饭勺子特别会认人。遇到那些熟识的大人，那些点头哈腰招呼她的人，那饭勺子就钻到稀饭底层去捞干的，而遇到我这样不起眼的小妹崽，她那饭勺子就在稀饭面上榨清汤汤。我敢怨而不敢言（此处不是我把“怒”错打成“怨”，是实实在在的“怨”），在心里赌咒发誓：不公平！不公平！你脸上那个疤疤还要长大！等我二天掌勺勺了……哼！

在城镇农村都吃公共食堂的年月，我到老家龙王塘乡头去过两次。食堂在杨家老院子里，一张挨一张的方桌子，几十上百人在一起吃饭。现在想来，肯定是各家各户把自家的桌子板凳搬去的。那天吃的是“桂花饭”，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饭名字。不是现在的鸡蛋桂花饭，是玉米渣渣和大米煮的干饭，很香。今天判断，当时肯定是公共食堂诞生之初，“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实现”，敞开肚子吃饭不要钱的鼎盛时期。　。。

“现在就开始回忆”帖选一（2）

还有一次，快过年了，妈从悄悄藏下来的一点米中，称了一斤叫我到乡头去换几斤红苕。原来一斤米可换5斤红苕。后来粮食越来越紧张，一斤米只能换4斤了。不过，4斤红苕总比一斤米的体积大。

下午，提着那四五斤红苕往家里赶。听大人说的，好手难提4两，硬是沉！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越提那红苕越重；左脚打右脚，右脚打左脚，越走越走不动。又害怕天黑了封渡过不了江，又害怕悬崖上的大石头滚下来砸倒脑壳。爬坡上坎走走歇歇，气喘吁吁歇歇走走，终于在擦黑前过了嘉陵江。在东门河坝头，望到上街那百多步石梯坎，望到坡坡上那些人户屋头透出来的灯光，真想大哭一场。

二

1959年秋天，上初中了，特别兴奋的是终于有了自己的“专用碗”－－一个小粗瓷碗。啊啊！我是中学生了！终于可以像小时候羡慕得流口水的中学生那样吃学生食堂了。

学生食堂在南门河坝高家院子。当时学校高、初*6个年级，每个年级4个班，应该是1千多学生吧。教室在山上，食堂在河坝，距离大约千米左右。一日三餐，学生人流就像几条瀑布从山坡倾泻而下向食堂汇聚。侯让之校长对新生第一次入学教育，我现在只记得这一句：“食堂远一点是好事，饭后百步走，要活九十九。”

吃学生食堂第一餐，看见十来个男生一窝蜂冲向半人高的大饭甑子，很快形成一个厚厚的包围圈，一些精灵女生也不甘示弱，从男生肩膀空隙处拼命往里挤。我惊呆了，哪里是舀饭，简直像抢饭，冲锋打仗一样。我又瘦又小，挤不进去，也不敢去挤，只有远远地站着，等他们舀完了再去。他们有的拿斗碗，有的是大盅盅，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