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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意乱、悲痛不可终日。
她在3月5号,丢弃我们自杀解脱。也就是在那一天,日本人击破我军匆忙构成的最后防线,攻占巴达维亚。
我根本无法同叔叔或婶子联系。是我们好心的邻居帮我埋葬了母亲。同她一起掩埋的还有很多战死者。他们为了捍卫自由而献出了生命。
3月7日,我们得知日本人已经不战就凯旋进入苏腊巴亚。那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被迫投降的结果。
我们的学校立即被查封。荷兰人中,愿意同日本人合作的,被授予特殊的臂章以示识别;不愿效忠者,则被送往集中营。结果,在两个月之内,很多荷兰人被关进集中营。尤其是那些社区或政府的领袖,都被一网打尽。但这没有牵扯到我和我的大多数学生朋友。很明显,日本人还顾不上我们。
4月11日,占领军当局发布命令,强制所有非日本血统的人进行登记。这改变了所有的一切。
当时,我住在我的朋友玛姬家里。玛姬和我都去登了记。因为据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食物配给,或者找到工作。岂知到了6月底,我俩都被网进了集中营。
集中营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我们只有有限的食物和勉强的栖身之地。进去不到两周,我便瘦了好几磅。集中营中很多人开始生病。就在此时人们听到有关劳工营的传言,说那里的人有丰富的食物,甚至还有工资。可巧,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就有日本官员来到集中营招募工人。
所有的人都排队应征。结果我和玛姬,以及另外两个和我们同校的女孩安妮和琳达入选。我们被推上大卡车的蓬舱,带离集中营。车篷紧闭,我们不知正被送去何处。但行车的时间长达数小时。人群中有谣言猜测,我们正被送去日本军营,为士兵准备饭食或者浆洗衣服。
我则对到底要做什么工作毫不关心。我只清楚一个明显的现实:如果不设法离开那个集中营,就会庾死其中。可怜像我这样幼稚的女孩,对世事的险恶一概无知。一心幻想自己将用工作来挣钱;做梦也没有想到其中包含的危险。
当天晚上我们一行在三宝垄【Semarang,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港口城市】的一个旅馆下榻。四个女孩挤在一间小房间的两张床上。就是睡觉的时候也有士兵监视。我们质问,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定空间,保护隐私?他们只是简单回答说,那是上级的命令。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被推上卡车继续最后的旅程。
我们被送到苏腊巴亚市工业区内的一幢大房子。房子位于一个兵营外面,那是我们的住处。内中有很多窄小的房间。一间房间被分配给一个女孩。房间除了窄小,也没有什么家具。一床、一椅,一个小衣柜和一张床边小桌,就是全部的陈设。除了我们,房子里已有大约十个从韩国来的女孩。
由于旅途劳顿,我倒在床上便立刻进入梦乡。我大概睡了不少时候,到琳达叫醒我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我嘟嘟哝哝地回了一句『我不饿』,便又反身再睡。直到深夜才被一个进入房间的日本军官惊醒。
他的年纪不轻,大约五十岁左右,配有上校军衔。看起来是邻近的军事基地的指挥官。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基地是一个军事研究设施,叫做『アンチ流行給水ユニット』,即防治流行病净水供应部队。该设施有数百名军人,名义上是在进行预防传染病的研究。实际上,广为接受的谣传说,他们真正进行的是生化武器研究。基地内还有一个专门的小监狱,用来关押做为实验对象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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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一言不发,示意我跟他走。他带我离开小房间,来到街上,向不远的另一个庞大的水泥建筑走去。它看起来像一座仓库,石头墙、粗木地板、高横梁天棚。除了一间大屋,整个建筑空空如也。我被带进那间屋子。看见里面有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刑具。他们把房间布置成一个中世纪的刑讯室。
上校叫我坐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上。把我的手脚牢固地捆在扶手上。然后,他从腰带上取下一把大刀,将我的衣服划成碎条,从身上剥离,直到我赤身暴露在他面前。上校不知我会日语。他用支离破碎的荷兰语对我说,他是一名医生,将要对我做全面的检查。
我不相信他的鬼话。主要因为他的行径与医生相去太远,其次,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所谓『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他确定我仍然是个Chu女。并且,当然没有任何性病。他自己在内心挣扎,盘算今晚对我如何处置。他原想在当晚强Jian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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