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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舞、对纸牌和台球游戏、对舞蹈晚会、对省城或大都市的旅游、对造纸厂和制糖厂、对豪华的亭阁、对茶、对娇惯坏了的拉梢马、对胖得把腰带系到胳肢窝下的马车夫、对那些穿着讲究、而不知为什么脖子一动眼睛就歪斜和往外翻的马车夫……“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我这样想。而且他绝没有装得像个闷闷不乐的人，像个怨天尤命的人；他对别人总是显出一样的感情和热忱，几乎想要去结交每一个随便相遇的人。其实，您同时会感到，他跟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朋友，都不可能真正地深交，这并不是因为他一概不需要别人，而是因为他把一切都埋人内心。我细细观察了拉季洛夫，简直想象不出他呒论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会是幸福的人。他也不算是个美男子；然而在他的眼神里、微笑里，他的整个身上都蕴含着某种非凡的魅力，的确如此。所以，我很想好好地了解他，喜欢他。当然，有时他也暴露出地主和乡下人的本性，然而他终究是个相当不错的人。

我刚刚同他聊起新任的县长，忽然门口传来奥丽加的声音：“茶备好了。”我们来到客厅。费多尔？米赫伊奇仍然坐在窗子和门之间的那个角落里，谦卑地缩起脚。拉季洛夫的母亲在一边织袜子。窗子是开着的，从园子里飘来秋天的清爽气息和苹果的芳香。奥丽加忙着为我们斟茶。我这会儿比用餐时更加仔细地打量她。她很少说话，像一般的县城姑娘一样，可是至少我从她身上看不出她在痛苦地感到空虚无聊的同时想要说些好听的话，不翻白眼，也不作带幻想味道的、用意不明的微笑。她显得既文静又坦然，如同一个经历过大喜或大悲后而歇息下来的人。她的步态、举止又坚定又洒脱。她很让我喜欢。

我跟拉季洛夫又侃了起来。我已经记不清我们是怎样得出一个人所共知的见解：一些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往往比一些极其重要的事给人的印象更深。

“是呀。”拉季洛夫说，“我常有这种体会。您知道，我有过妻子。共同生活不很久……三年，我妻子便死于难产。我想，我活不下去了；我悲伤极了，痛苦得要死，可是又哭不出来——成呆于似的。我们照规矩给她穿好衣服，放到灵床上——就在这间屋子里。神甫来了，几位教堂执事也来了，开始唱赞美诗、祈祷、焚香；我鞠躬磕头，可是掉不出一滴泪来。我的心仿佛变成石头，头脑也是这样——全身沉重极了。头一天就这样过去。您信吗？夜里我甚至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妻子身旁——那时候是夏天，她从头到脚都被阳光照射着，而且被照得亮亮的。突然我看到……与（拉季洛夫说到这儿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您猜怎么着？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全闭上，有一只苍蝇就在那只眼睛上爬……我一下就栽倒在地了。苏醒后就开始哭呀，哭呀，已抑制不住自己了……”拉季洛夫不说话了。我瞧了瞧他，又瞧了瞧奥丽加……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脸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袜子搁在膝上，从手提包里掏出手绢，偷偷地擦擦眼泪，费多尔？米赫伊奇蓦地站起身来，抓过他的小提琴，用嘶哑而古怪的嗓音唱了起来。他大概是想让我们快乐，可是一听他那声音，我们全打颤了。拉季洛夫就请他别唱了。

“不过，”他接下去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是挽回不了的，而且终归……人世上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话似乎是伏尔泰说的吧。”他连忙补充说。

“是的，”我回答说，“当然是这样的。而且各种不幸都可忍受过去，没有摆脱不了的逆境。”

“您这样想吗？”拉季洛夫说，“怎么说呢，也许您是对的。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一次躺在医院里，人已半死不活的了：我因创口感染而发起热病。唉，那时的住院条件当然没法说是好的，战争时期嘛，有个地方躺就得感谢老天爷了！突然又送来一批伤病员——把他们往哪儿安置呀？大夫跑东跑西，就是找不到地方。后来他走到我身边，问助理医生：‘他还活着吗？’助理医生回答说：‘早上还活着的。’大夫弯下身听了听我还在喘气。这位仁兄就不耐烦了，说：‘这小子真差劲，他反正就要死的，必定死的，却在这儿苟延残喘，拖时间，不过是白占地方，妨碍别人。’我心里想，‘完了，你要完蛋了，米海洛？米海雷奇呀……’可我还是病好了，您瞧瞧，还一直活到现在呢。可见您说的是对的。”

‘准任何情况下我这样说都是对的，”我回答说，“假如您那时真的死了，那终归也算是摆脱了逆境。”

“那当然是，那当然是，”他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补充说……

“只要下决心……在逆境里呆着有什么出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