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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特威耳特诸人的书里也可以得到，可是那从明净的观照里出来的意见与论断，却不是别处所有，我所特别心服者就在于此。”410蔼理斯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让周作人深感契合，求之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25）

这里又要讲到两件事情。爱罗先珂末次来华期间，发生了“剧评事件”。先是爱罗先珂对北京大学学生的演剧有所批评，由鲁迅译出，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在《晨报副刊》刊出；不久魏建功发表《不敢盲从》，文中“看”字又特加引号，对于失明的爱罗先珂显有侮辱之意。鲁迅遂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袭用爱罗先珂的话回击道：“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411周作人也在一月十六日和十七日发表了《见了〈不敢盲从〉的感想》、《爱罗先珂君的失明》，态度不似鲁迅激烈，意见则完全一致。“事情是这样下去了，但是第二年的正月里，他往上海旅行的时候，不知什么报上说他因为剧评事件，被北大学生撵走了。到了四月他提前回国去了，什么原因别人没有知道，总之是他觉得中国与他无缘吧，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被撵走了，也未始不可。”412四月十七日，即爱氏离京次日，周作人作《再送爱罗先珂君》，多有感慨：“他的去留，在现在的青年或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413嗣后又以《出京后的爱罗先珂》为题发表友人来信，显见未能忘怀。然而去者自此再无消息。——直到一九###年，周作人才由日文杂志得知，爱罗先珂“于五二年十二月在故乡死去，现在俄文全集已出云”414。

有阮真者，撰文声言决意与妻子离婚，并自称是此一关系中的牺牲，引发一些议论。周作人三月二十九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关于谁是牺牲的问题》，四月二十五日发表《离婚与结婚》，而阮真也写了《答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回答说：“我并不非难（而且可以说是赞成）他们的离婚，但也决不能赞许他凭倚旧道德的那种态度。”415在“绿洲”的一篇《〈结婚的爱〉》416中，又说：“我很怕那些大言破坏一切而自己不知负责，加害与人的，所谓自由恋爱家的男子。”此文系介绍斯妥布思（Marie　Stopes）417的同名著作，所述斯氏“两性关系应该是女子本位”的主张，最能代表周作人自己有关这一问题的是非标准，尤其体现在以后他对两个兄弟婚姻问题的态度上。《晨报副刊》继而又有因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而引起的“爱情定则讨论”，参与者中，“大多数的道学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决不当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是以周作人说：“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418

周作人所作《“重来”》419一文，可以视为有关“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深刻思考：“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若譬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重来’。老人当然是‘原来’了，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总可算是当然的，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来’，如阿思华特一样，那么这就成了世界的悲剧了。我不曾说中国青年多如阿思华特那样的喝酒弄女人以至发疯，这自然是不会有的，但我知道有许多青年‘代表旧礼教说话’，实在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所差者：阿思华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预备病发时吞下吗啡，而我们的正自忻幸其得为一个‘重来’。”这与前一年发表的《思想界的倾向》一样，在周作人的思想进程中都是不容忽略的环节；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所说可能是一回事。周作人有如鲁迅，对于青年一向未必寄予希望，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失望。而他在对现实做出判断的同时，也在调整自己的方向；此后他所反抗的对象，相对来说就以“青年的‘重来’”为主了。而当他说：“人间最大的诅咒是肖子顺孙四个字。现在的中国正被压在这个诅咒之下。”不仅重申了《祖先崇拜》的立场，而且深化了相关认识：“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应该也只能从本质上去理解，“重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