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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这似乎常常在提醒自己：乐极生悲，欢尽哀来。从中可以感受到汉人普遍的感伤气质。

生命的短促，是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事实。出于对美好人生的珍爱，因此而感到悲伤，也是自然的感情。而同样从这种伤感出发，人们又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长歌行》强调了努力奋发：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诗人以朝露易晞、花叶秋落、流水东去不归来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复返，由此咏出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而面对同样事实，在《怨歌行》中，得出的结论是“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西门行》更进一步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今天的眼光看，《长歌行）所提倡的，或许更为积极可取。但《怨歌行》、《西门行》所提倡的及时享乐，也包含着紧紧抓住随时可能逝去的生命的意识。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游仙诗，也是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来反抗生命短促的事实。汉乐府民歌的这一种特色，与同时代的文人诗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民歌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直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感叹人生短促，并由此出发寻求各种解脱的途径，更成为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中心主题，游仙诗也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第五，汉乐府民歌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如《枯鱼过河泣》中的枯鱼（鱼干）竟然会哭泣懊悔，并会写信给其他鱼类，告诫它们出入当心；《战城南》中的死者，竟会对乌鸦说话，要求乌鸦为他嚎丧；《上邪》所设想的一连串不可能之事，都有“异想天开”之妙。它的比喻也常常出人意表。如《古歌》以“腹中车轮转”喻忧愁循环不息；《薤露》以草上之露喻人生之短促；《豫章行》以山中白杨被砍伐运走、与根相离，喻人被迫离乡，等等。这种生动活泼的想象力，是先秦诗歌和汉代文人诗中较少出现的。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这也是整个汉乐府民歌的普遍特色。这一特色也给后人以一定的启发。

第六，汉乐府民歌使用了新的诗型：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

杂言体诗在《诗经》中已有，如《式微》、《伐檀》等篇。但《诗经》中这种诗为数甚少，在大量的四言体诗中，显得很不起眼，而且就是杂言体的诗，句式的变化也较小。楚辞中的多数作品，句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总是有些规则，大体上以五、六、七言句为主。汉乐府民歌则不然，它的杂言体诗完全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应该说，民歌的作者，只是按照内容的需要写诗，并不是有意要写成这样，也就是说，并不是有意要创造一种新的诗型。但它的杂言形式，确实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和艺术表现上的灵活生动之便。所以到了鲍照等诗人，就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乐府的杂言体，以追求一定的效果；到了李白手中、更把杂言体的妙处发挥到极致。于是，杂言也就成为中国古诗的一种常见类型。

西汉的乐府民歌中，《铙歌十八曲》全都是杂言，《江南》则是整齐的五言。另外，像《十五从军征》等也有人认为是西汉作品。但不管怎样说，到了东汉以后，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提高，是没有疑问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同汉代文人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在东汉中后期，文人的五言诗也日趋兴盛。而且，一般所说的“民歌”，尤其是上述语言技巧相当高的“民歌”，也难以排斥经过文人修饰甚或出于文人之手的可能。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最主要的形式。

第三节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的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

《陌上桑》一名《艳歌罗敷行》，又名《日出东南隅》，是一篇喜剧性的叙事诗。它写一个名叫秦罗敷的美女在城南隅采桑，人们见了她都爱慕不已，正逢一个“使君”经过，问罗敷愿否跟他同去，罗敷断然拒绝，并将自己的丈夫夸耀了一通。《陌上桑》的母题渊源甚远。中国古代的北方盛产桑树，养蚕业也相当发达，每当春天来临，妇女们便纷纷采摘桑叶，《诗经·魏风》的《十亩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