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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浅直的弱点，所涉及的问题也多停留在表面。但它们不仅反映了那一段特殊历史的面貌和人们悲愤的心情，也进一步推进了自龚自珍以来以诗歌纵横议论时政的风气。

诗歌的形式，也变得比较自由，不太拘泥于格律，语言大都平易直达。在诗风的转变上，这一类诗也是有影响的。

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和姚燮是较有影响的作家。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和龚自珍是好友。他是一位有见识的学者和思想家，曾受林则徐嘱托编纂叙述各国历史地理的《海国图志》，为中国放开眼界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了那个时代进步的士大夫中一种比较普遍的思想。有《古微堂集》等。

魏源的不少诗篇，如《江南吟十章》、《寰海十章》及《后十章》、《秋兴十章》等，都是议论时事、抒写感愤的政治诗。所表达的见解，主要是在坚持中国固有传统的前提下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具有历史价值。

在普通的抒情诗篇中，魏源的山水诗很有名。他喜欢写雄壮奇伟的景象，《太室行》、《钱塘观潮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湘江舟行》等均有此种特点，可以看出作者豪迈活跃的个性。另外，他的咏史诗也颇为人称赏。《金陵怀古》之一中的两联：“只今雨雪千帆北，自古云涛万马东。千载江山风月我，百年身世去来鸿。”写得气势雄浑，感慨苍凉。和龚自珍相比，魏源的诗在表现开张的个性方面与之一致，语言则较为明白流动；但他显然缺乏龚自珍在特异的语言构造中所表现出的尖锐的人生感受。

姚燮（1805—1864）字梅伯，号复庄，浙江镇海人。道光举人。有《复庄诗问》等。他写有很多关于鸦片战争时事和有关社会情况的诗篇，孙廷璋《复庄诗问序》以“烽火骤警，竟罹杜陵之愁”为喻，说明他的诗有“诗史”的特点。

《哀江南诗五叠秋兴韵八章》之二，写陈化成之战死：

飓风卷纛七星斜，白发元戎误岁华，隘岸射潮无劲弩，高天贯月有枯槎。募军可按冯唐籍，解阵空吹越石笳。最惜吴淞春水弱，晚红漂尽细林花。

这一时期关涉时政的诗篇，无论歌颂还是讥讽，通常都写得比较夸张。这固然和作者激动的情绪有关，但未免有损于诗的感动力。而姚燮此诗从年老的陈化成无力支撑颓势落笔，流露了深深的哀痛和同情，也反映着作者对时局的感受，所以能够动人。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再一次从内部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在重重危机之下，统治集团中一批主张变革的人士推进了一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口号的“洋务运动”，这是林则徐、魏源政治主张的延伸和发展。

但正因是以“中学为体”，这一派人物在文学上也是以坚守传统的面貌出现的，这就是散文中承桐城派余绪的“湘乡派”和诗歌中的“宋诗运动”，其核心人物是因镇压太平天国而获得显赫地位并成为洋务派领袖的曾国藩。

“宋诗运动”的兴起并非始于曾国藩。早一时期的程恩泽和祁寯藻已提倡在前。曾国藩的登高力呼，使推崇宋诗尤其是黄庭坚诗的风气更盛极一时。曾氏自谓“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施山亦称“今曾相国酷嗜黄诗，诗亦类黄，风尚一变”（《望云诗话》）。除曾氏本人外，这一派中较著名的诗人还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他们的诗论，既重视正统道德的修养，又强调自我独立品格的表现，以此求得“不俗”的诗风。如何绍基《使黔草自序》说：“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则谓不俗。”又引黄庭坚语：“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

总之，他们希望在诗中显示一种基于正统伦理而又矫矫自立、不随俗俯仰的人生姿态，这确实很符合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

当时提倡宋诗的人物多身居高位，郑珍则与之有别。郑珍（1806—1864）字子尹，贵州遵义人。道光举人，曾任县学训导，一生穷愁潦倒。有《巢经巢全集》。他的诗内容广泛，有些揭露时弊，反映民间疾苦之作，写得很尖锐。如《经死哀》述一老翁因无力交纳捐税而自经，官吏即追逼其子，怒称：“吾不要命只要银！若图作鬼即宽减，恐此一县无生人。”

写出了农民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也善于描写自然景物，如《晚望》：

向晚古原上，悠然太古春。碧云收去鸟，翠稻出行人。水色秋前静，山容雨后新。独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