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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总之，作者把自己所要求的人物品性都赋予了她，使她成为一个健康明朗、充满人情味的女英雄。所以，自古及今，她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诗歌的语言，有着浓郁的民歌风味。那些浅近、轻快的叙述文笔，和口语化的、穿插在全篇中的对话，造成了活跃的气氛。“东市买骏马”以下四句，“旦辞爷娘去”以下八句，“爷娘闻女来”以下六句，连用排比重叠句式，显得节奏明快、音调和谐。中间“万里赴戎机”以下四句，文字精整，高度概括，从全篇的剪裁来说，起了重要作用，只是锤炼的痕迹很重，与全诗不太统一，可能是经过文人改造的。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高美之名声），其于大达亦远矣。”此所谓“小说”，指卑琐无价值的言谈，还不是指文体。《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才有了文体的意义。大要而言，古人所谓“小说”，原指篇幅短小、意旨无关宏大、带有传闻性质的记载。其中只有一部分与文学中所说的小说有关。

在古人所说的“小说”著作，以及这以外的著作中，有许多纷杂的、面貌各异的东西构成了中国古小说的源头。大抵古代神话、杂史、民间传说、人物轶事、寓言等等，凡带有一定故事性、有意无意包涵着虚构成分的东西，都与小说的形成有关。这一类琐杂的内容，有些产生复又消失，有些散布在各种书籍里，不为人们注意。直到魏晋南北朝，才集中出现了一批专谈神异灵怪与人物佚事的著作，于是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阶段。

就小说的发展过程来说，历史著作、尤其史传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史书与小说，性质原本不同。但中国古代史书，常在细节上运用虚构手段。尤其是，中国文学中叙事、描写及刻画人物形象的技巧，首先不是在“小说”的范围而是在史传中培养起来的。一直到很久以后，小说家仍然在史传中吸取养分。

第一节　志怪小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这里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鲁迅的总结是正确的。但也要注意到，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面貌比较复杂。着重于宣扬神道，还是倾心于怪异事迹，以及小说中表现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间的区别还是很大。

现存志怪小说中，有署名汉人之作，主要有题为班固作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郭宪作的《洞冥记》。

以前研究者多认为出于六朝人的伪托，但近来也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对此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书中暂存疑。三种都是讲有关武帝的神仙怪异故事，其中《内传》叙西王母下降武帝宫中之事，篇幅颇长，文辞华丽而铺张。年代确定的志怪书，当以题名曹丕作的《列异传》最早。现此书已亡，在几种类书中有引录。其中“宋定伯卖鬼”故事很有名。宋定伯少年时，夜行逢鬼，便诈称自己也是鬼，一路同行，巧妙地消释了鬼对他的疑惑，并骗得鬼怕人唾的秘密。其后他把鬼强行背到市场上，鬼化为羊，他唾羊使其不能变化，卖得一千五百钱。这故事很有幽默感，也颇能反映中国民间的一种心理，便是造出鬼来吓人，又想出法来骗鬼，俗云“糊弄鬼”即是。另外，《谈生》叙一书生与一美丽女鬼为婚，因不能遵守三年不得以火照观的禁约，终于分离，留下一子。这故事优美动人，后代还有新的演变。因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惩罚，这是各国民间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由此可以见到人类的一种普遍心态。

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干宝（？—３３６），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数、神仙鬼怪。《搜神记》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此书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辑录而成，现为二十卷，四百多则，其中偶有误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