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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慷慨、深沉而雄壮的情调,这正代表着建安诗歌最为感人的一面。
此外,《步出夏门行》也是一篇格调相近的杰作。诗的第一章(《观沧海》)描绘大海的壮阔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第四章(《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这首和《短歌行》都是四言诗。《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曹操的诗是难得的优秀作品。
游仙诗在曹操的作品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内容大抵是感叹人生无常,幻想长生。这些诗艺术成就不高。其中《秋胡行》“晨上散关山”一篇,虚构了一个遇仙而追随不得的情节,表现人生惆怅之感,意境颇为美好。只是现存诗篇错讹较多,有些地方已无法读懂。
曹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审美情趣也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喜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抒发感情往往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乐府歌辞从他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指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辞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略无掩饰做作之笔。文中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是实情,然非他人所敢言。说到自己不能放弃兵权,并不绕圈子谈大道理,而是明白宣称:“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又如《祭故太尉桥玄文》,竟记叙了桥玄生前对他开玩笑的话,看起来这似乎有损于祭文应有的庄肃感,却很好地表达了对死者的真切之情。其他像《举贤勿拘品行令》、《遗令》,均能不拘旧格。严格说来,这些文章中很多都不是文学作品,但它们对各体文章摆脱陈词滥调,向切近作者实际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他依靠父亲打下的基础,代汉做了皇帝,国号魏。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约各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语言也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通俗流畅,不过比一般民歌略显得精致。抒发感情,以委婉细致见长。五言体中,《杂诗》二首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七言《燕歌行》二首尤为著名,今录其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首诗利用了七言诗的长处,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取得了多种效果的统一,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创造。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语言也比较质朴。与之相比,《燕歌行》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在七言诗史上是一个新的标志。
曹氏父子三人,以曹丕的诗歌风格与民歌最相近。但他也有一些风格不同的诗。如《饮马长城窟行》、《黎阳作》、《至广陵于马上作》诸篇,记叙军旅生活,虽不如曹操的诗那样苍凉悲壮,但也颇有气势。《至广陵于马上作》的前半部分:“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可以说气倍不凡,可惜后半部分重沓疲弱,不能相称。另一类记宴游的诗,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陡作》等,则与曹植的诗一样倾向于华丽。这些都显示了建安文人诗脱离民歌风格的一面。
曹丕的散文中,两篇《与吴质书》文学性较强。如下一节回忆往日之游的文字,尤为显著: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车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
书信本来是实用文体。汉代文人书信虽有少数抒情性较强的,但追求文学效果的主观意识并不显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间的书信,愈来愈普遍地以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有意识地增强其文学色彩。曹丕在这一风气中起了带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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