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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要求来看,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平均要花五六千元,也应该慎重选择培养对象。宋诚:《高三同学怎样对待升学和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8年第8期。
不过,这时所谓的成分,还主要是指本人的成分而言,加上自1958年以后大学招生规模连续三年迅速扩大,更是把这一问题掩盖了。
大学之门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逐渐关闭,是从三年灾害以后开始的。1961年,当大中学校进行大规模精简的时候,###曾正式发出通知:“各级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认真改变过去降格以求,不顾质量,勉强凑数的现象。今后,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虽然只限于师范院校,却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当年8月,###中央转发了###党组《关于资产阶级子女升学问题的报告》,指出各地、各高等学校在招生工作中仍存在对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右派没有区别对待,对学生本人的进步表现注意不够,一些学校所规定的机密专业数量太大、范围太广,过分限制了资产阶级子女入学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可见这一时期高校招生中,已存在着对出身的强调,存在着对出身不好的子女的歧视了。不过,从政策来说,这时大学所明确拒收的,还主要是“五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子女,矛头尚未扩大到、至少是中央还不愿让矛头扩大到一般所谓的“资产阶级子女”的范围。
1962年以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命题,提出为了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在阶级成分好、思想觉悟高的青年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原则,与之相对而言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便被当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当成必须严加防范的主要危险。这种看法,在1964年以后,还被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1964年5月,团中央某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修正主义在青年中间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怀着阶级报复思想的“五类分子”子女,一个是轻视劳动、轻视工农,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不经过艰苦劳动,有了点书本知识,就认为有了“私人资本”,自以为高人一等,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另一位领导干部也宣称,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同我们争夺青年,这一斗争尖锐激烈地在各个方面进行着,最直接的就是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他们的子女。我国现有资产阶级分子100多万人,以平均一个资本家生4个子女计,全国就有400多万个资产阶级子女,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有一个子女接班,就会出现100万资产阶级的继承人,尤其严重的是他们还会扩大阵地。这位领导还说,我们过去几年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认识不足,把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只简单地看成是对现在老一代的改造,没充分看到资产阶级思想还要传宗接代,还要争夺下一代以至下几代。他还对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作了一个估计,说他们是“两头小,中间大”,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仅占20%。这些讲话,当时是没有公开的胡克实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1964年5月30日。。 。 想看书来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2)
自60年代开始,青年升学和就业时,就必须通过政审。这些解放时尚未成年的学生,自然谈不上什么历史问题。所谓政审,审的其实就是出身。每个青年的档案上,都根据出身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招收单位就根据这条来招人,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写上“不宜录取”,那么无论成绩多么优秀,也只有落榜一途。不幸的是,“###”前的高考并不公布考分,上述规定也只在内部掌握,落榜青年并不知道自己没考上大学的真正原因,有的还在继续用功,期望下一年能够榜上有名,直至几次失败之后,才不得已而走上下乡之路。
即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出身不同,也有不同的动员口号,如天津市团委书记的动员讲话:
希望劳动人民出身的家长带头教育子女走革命道路,使自己的后一代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剥削阶级出身的家长认清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应该下决心从自己的后一代改变门风,使子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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