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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距日本东京不太远的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伊豆山上，立有一块“七士之碑”。所谓“七士”是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他们的部分骨灰被盗出，秘密埋葬于此，一九五九年正式立碑。一九七八年，又有人从此处取出少量骨灰，于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顶建了“殉国七士墓”。

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认识与担当多么的不同，人们把它归属于不同的文化。西方“罪感文化”主要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约束人的行为，日本“耻感文化”则主要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

德国总理勃兰特凭吊波兰二战受害者纪念碑时，竟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未经事先安排而长跪不起！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无论从个人境遇还是政党历史来看，勃兰特似乎都用不到下跪忏悔。因为他是纳粹的受害者，而他的社会*党在二战期间又是纳粹压制和*的重点对象。按理来说，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罪恶都推到纳粹或其他在二战中得意的政党及其继任者头上，强调自己和社民党是受害者。类似情形在我们周围经常能够看到。但他偏不，要代表一个民族去下跪忏悔。显然，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推理的：自己既然是一个曾经对全世界、对犹太民族犯过罪孽的民族的现任合法政府的首脑，是这个政府的继承者，就应当为其过去所犯的罪过表示真诚的忏悔。

我们应该为他的形象定格：他跪在那里，潸然泪下，为多少万无辜的生灵，也为自己民族在过去所犯的罪孽。他是跪着的，但无须用仰拍的镜头，都能体现出他的伟岸高大，一个十足的精神上的巨人。跪着的勃兰特使德意志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勃兰特向世间展现了他无比高贵的人格魅力。这是一种真诚的忏悔，犹太人、波兰人民、世界人民因而接受了这种真诚的道歉。勃兰特的个人威望不仅没有受到损伤，反而因之使他个人和他的民族垫高了许多。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这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促醒和推动，因此，它的被动的成分是主要的。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才能保持住“恶行所带来的羞耻感”，才会促其小心翼翼地处心向善。相反，如果缺少了外部的压力，“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便不会像“罪感文化”中的那样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带血的头颅（10）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进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二战之后，德国的政府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反过来，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又对主动、自觉、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从而强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而“耻感文化”便不同，因为它需要有外人在场，需要外力的启动，这就给人留下了“脱耻”的暗道。其方法就是只要使自己的恶行不让人知道，或者是制止了别人的议论，便感觉不到那种耻辱之感了。

因此，有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脱耻”的一个方法便是不认事实，对做过的事情百般抵赖，赖掉以后便不以为耻。与德国人相比，在对待二战罪行上，日本人至今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认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更不为此而感到耻辱，也看不到他们诚心改过的态度。所用的法子就是抵赖、篡改历史，隐瞒历史真相，对别人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