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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影响呢？

何：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处于一个解冻期，一方面现实还在延续一种巨大的惯性，另一方面各种新思潮又在不断萌动。那个时候的大学校园尽管教材还比较陈旧，教学模式还十分保守，但仍然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等等，对当时的我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想来我对于僵化的东西都很反感，对新思想、新事物都持欢迎态度，也许和那时的影响有关吧。当时真是有一种打开眼界的兴奋。大概是二年级以后我学习要上心一些了。我们那一代人是学毛泽东语录度过小学中学的。1977年的高考还比不上现在的中考，背一首毛泽东的《蝶恋花》就是八分。即便上了大学，讲国学，没有老先生的那种底子；讲西学，不仅没有海外学人那种环境，甚至ABC都认不到。恶补基础文化是77、78级的主要功课。好在学校有不少功力深厚的老先生，在他们的指导下读了不少的书，特别是古代典籍。那时的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有一种独特的现实感，紧贴时代，解读现实。记得那时特别感兴趣和关注的是当代的社会和文艺思潮，而不是大多数同学喜欢的古典文学。

海：大学时有什么事到现在想来都觉得欣慰的？

何：若说有什么事可欣慰的，那就是在快毕业时在学报上发了篇文章吧，谈《穆天子传》的。对于《穆天子传》，普遍认为是神话，但我作了大量的分析，深入思考后，认为不是简单的神话，而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录。论文写出来后，中文系的老师认为跨专业了，于是送到历史系去审，历史系的赵教授看后很是赞扬，说30年代他的老师魏聚贤给他们授课时就提出过这种观点，现在居然有个学生也能有这样的认识，便极力推荐给学报。这算是我大学四年的一点小得意吧。

丰满的戏剧研究

海：在上世纪80年代，工作分配也是人生重大的转折，你的工作选择对以后有很大的影响吗？

何：1982年春，我大学毕业了，分配到省文化厅。在具体的工作安排时，本来也有几个选择，可以去当秘书，或者教书，或者去博物馆。我听说有个戏曲研究所，觉得这和研究还沾点边，于是就去了。这个单位后来改为川剧艺术研究院。

海：川剧，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陌生的词语了，而你还深入地从事过川剧研究！对那段时间你现在回过头来怎么看？

何：对川剧，我个人以前也没什么渊源，谈不上喜欢，但这不影响对川剧的深入研究。刚到单位的时候，当时文化部正在实施抢救老艺人活动，就是把健在老艺人的拿手戏录下来。在川剧学校的演出厅我天天看戏做笔记，大概半年时间把川剧的代表作大都看了一遍。那时我就住在川剧学校，文化厅在那里开了导演班、表演班、编剧班等，没事我都去听听，日积月累收获不小。一般研究戏曲的人大约有两类，一类是从大学里出来的学生，他们理论、文献的功底比较好，但不了解舞台；另一类是演员转行，他们对舞台熟悉，但对理论掌握得不多。而我的经历让我对两方面都有掌握，具备了比较好的知识架构，这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还是比较少有的。

我在川剧艺术研究院一共十年，前两年主要是做刊物的编辑工作，对戏曲界的潮起潮涌感触真切，也参与其中；后几年主要做研究工作、做课题，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搞得比较深入。

编刊物的时候，我强调反思、强调现代意识，关注艺术方面的探索和新思潮。魏明伦当时是一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剧作家，有才华，个性也张扬，四川戏剧界排斥他的人很多，他那时发东西也不是那么顺畅的，特别是他的《潘金莲》出来后，争议很大。我发了不少探讨他创作的稿件，自己也提笔写文章。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川剧刊物实行轮值，一年中我负责半年。我负责的那半年，关于魏明伦的稿子很多；我不负责的时候，魏明伦在那个刊物上就消失了。

在几年的川剧研究过程中，自己能跳出那些陈旧的观点和思维的局限，选择新的、更合理的角度切入。那时流行的定调性的看法是川剧有很强的人民性、反抗性、批判性，我认为这些观点其实都是把川剧的主题人为地往阶级斗争上扯，是庸俗社会学式的生搬硬套。比如南充有一出灯戏，写皇帝流落他乡时饿了偷鸡的故事。老百姓哪里想到定要把皇帝好好嘲讽一番？不过是在老百姓的想象中，皇帝饿了偷鸡吃也是很正常的，借此幽默风趣地乐一把。还有戏剧表现中的写意手法，评论家们会上纲上线地拔高，好像西方现代的抽象写意艺术都是学的我们，阿Q得很。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