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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说到哪儿。——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要跟上她的思维不是件容易的事。）说真的，培养一个戏曲演员非常不容易，现在，戏曲演员奇缺。

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演出开始与经济挂钩。因为戏曲演员付出多，得到少，家长都不愿意把娃娃送来学戏。很简单，现在很多父母送娃娃去学跳舞，学一年出来就可以跳群舞，一次可以挣两三百元，跳得好的可以领舞，挣得更多。戏曲演员学一年根本不可能出来，基本功至少要学三年，不仅要练嗓，还要学表演、学文化，还要靠剧团老师慢慢带出来。戏曲，大家都知道是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但是，与其他表演门类相比，它的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比如歌星，一场表演下来的收入比戏曲演员的要多得多。所以要培养一个戏曲演员很难，第一要花长时间培养，第二学的人少，第三还要看你对戏曲的热爱程度，你是否心甘情愿地付出。

成都圆梦

易：走出来一直是你单纯的信念，同时你又很幸运地赶上了戏曲复兴时代。1983年，作为叙永县川剧团当家花旦的你却执意辞职，一个人到成都拜师当学徒，16岁的你哪儿来的勇气？

陈：当时想法单纯，没有考虑其他的。我到成都求学全因陈国富老师的一句话。1983年7月，我参加宜宾地区文化局举办的川剧艺术比赛，有来自18个市县的几十个剧团参加，我演出《打神》，拿了一等奖。在看了各个地区剧团的演出后，知道自己的水平不低，只是接触面太窄，觉得应该走出去。陈国富老师（当时四川省川剧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那次比赛的评委）不经意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这个女娃子条件太好了，可惜在县份上。”从７月份比赛后回家，直到９月份，我都没睡好，天天想这句话，想怎样才能走出去。那时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成都有没有川剧学校可以考，妈妈是老实人，不可能带我出去，我只能靠自己。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要去成都。我先去看成都市川剧院的演出，再演几出戏给他们看，各种类型的戏都演。他们不要我，我就找个老师学，学三年后我也才20岁，到时我再到泸州、宜宾剧团，他们也会要我的，反正要学到本事。

其实，到成都的想法之前就确定下来了。那是1980年我们县剧团娃娃班到成都来演出的时候，我去锦江剧场的成都市川剧院找过张光茹老师，她是我们叙永县川剧团团长的师姐。当时我才13岁。那是我第一次到成都，心里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到成都来。

9月底我向剧团请假到了成都。我先到锦江剧场、三益宫等几个剧场看了几出戏，觉得凭自己的条件可以来。然后，我找到张光茹老师，说想跟她学三年戏。开始张老师不敢收我，说我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剧团实行自负盈亏，如果我走了，对剧团的演出和收入影响很大。我一再恳求张老师收下我，她考虑了两三天后，给我约法三章：第一是22岁之前不许谈恋爱，第二是每天晚上必须10点之前回家，第三要吃得苦。我说，都行。

易：放弃县剧团的正式员工身份和工资，到成都当学徒，还要靠经济非常拮据的家里提供生活费，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陈：有半年时间。当时回家办辞职手续，剧团不同意，还扣了我妈妈一个月的工资。我妈妈哭着不准我走，她说在哪里都是唱戏，跑那么远干啥。我说难道你让我一辈子都待在家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出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坚决，只是有一种走出去的信念。走那天，天下着雨，姐姐又在生病。毕竟在剧团工作了五年，12岁到16岁，很有感情的，还是有点舍不得。早上5点过我就起来，把我姐姐带到泸州交给外婆照看，我妈妈是县剧团的，正在乡下演出，爸爸在贵州演出，我又要到成都，可以说，我们家的人天各一方。这样独自一人跑到成都跟着张光茹老师学川剧，当学徒。我的继父每个月给我寄二十元钱，十五元交给老师做生活费，剩下的五元自己买点生活用品。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3）

半年后，便跟老师到处去演戏。当时成都市川剧院有三个团，张老师在一团。有一次，二团的团长胡成德老师请张老师去唱戏，看到我表演，觉得这个小姑娘唱得不错，准备要我。但是一团的团长张开国老师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唱了这么久，就留在我们这儿算了。就这样1984年进了成都市川剧一团，成了临时工。当时临时工工资每月有三十多元，继父就不用再寄钱了。

我是这样的人，一旦心里有了目标，就一定会比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