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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rative　Sociology；　1978；19：63～87。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而不是所谓“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层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

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2）

中国中产阶层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层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早在5年前，就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万～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万～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也有人根据在全国城乡范围内的抽样统计，计算出在中国社会“职业中产”占人口比例为15�9％；“收入中产”为24�6％；“消费中产”为35�0％；“自我认同中产”为46�8％，达到上述全部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仅为4�1％；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而在我们述及的本项研究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全国五大城市中，符合职业、教育和收入三项综合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达到总人数的11�8％，而主观认同人数更是高达59�6％。不论具体的数据或百分比是多少，在中国当代社会，一般公认，所谓“中产阶层”的人口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这一群体是依赖市场资源和流动机会发展起来的；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的私人企业达到243�5万户，从业人员更是高达3409�3万人，其中能够称之为中产阶层的投资者为622�8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48页。

（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到2002年底，总户数达到2377�5万户，从业人员则达到4742�9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49页。不过，其中有些自雇经营、资本和规模都比较小的业主、商贩和个体户谋生艰难，很难称得上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中产阶层。

（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这部分人是从前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中间阶层或李强所说的“类中产阶层”（quasi　middle　class）中分化出来的，除了一部分国营企业的领导人经历了较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变动外，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虽然不再具有改革前的唯我独尊地位，但凭借自身的文化和素质优势以及其所在机构的权力优势，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地位优势。

（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达367�5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企业的员工则有352�95万人，两项合计共有720�51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38页。其中的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是标准的中产阶层。

（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以及法律硕士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其实，不但人数增长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MB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