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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藏的薛暮桥签名书就是《薛暮桥回忆录》。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曾对记者说，1989年下半年的一天中午，她看见应该午睡的薛暮桥站在窗前沉思，就走过去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薛暮桥没有说话。但几天后，薛暮桥坐在桌前，摊开一摞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1991年夏天确诊患上帕金森病后，薛暮桥的双手抖得无法执笔。这使素来喜欢事必躬亲的薛暮桥不得不组织了一个“班子”。在许多学生、同事的热情帮助下，1996年7月，这本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后记中，薛暮桥诚恳地写道：“这是集体写作的成果。”

有媒体报道说，在《薛暮桥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中，有人认为薛暮桥是学者，但也有人说薛暮桥是政府官员，这关系到回忆录的取向，对此，薛小和曾问父亲如何定位，薛暮桥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我收藏的这本《薛暮桥回忆录》非常珍贵，因为上面有薛暮桥的亲笔签名。党的十五大召开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向李剑阁同志提出，想要一本薛暮桥亲笔签名的回忆录，他还写了一封信托李剑阁转交。正好当时李剑阁就有一本，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那本赠给了金冲及。后来薛暮桥看到金冲及的来信，又签了一本。李剑阁便保留下来。2000年10月，李剑阁将这本珍贵的藏书转赠给我。

这是一个92岁高龄老人的签名。由于身患帕金森病，他双手颤抖，难以执笔，因此我们无法用美观的要求来看待薛暮桥的签名，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他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和不断思索、不息奋斗的精神。

至于薛暮桥晚年关心的第二部书稿《薛暮桥晚年文稿》，在吴敬琏的建议下也于199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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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

和薛暮桥一样，马洪也是首先参与国家经济决策，然后才开始从事研究工作的。早在1948年马洪在中共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就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结合苏联经济理论，写出报告《东北经济的构成和方针》，首次把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秋林经济。

这里的秋林经济，既不是纯国家经济，也不是纯私人经济，而是国家和私人共有资本的混合经济，在苏联有，在东北也有。

马洪的报告受到党中央的重视。1949年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次全体会议，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会议报告中，提出了促进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党的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其中，分析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是毛泽东报告的一项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道：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可以看出，这个报告除了将“秋林经济”改为更为通俗易懂的“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外，全面采用了马洪的分析。同年10月，这五种经济成分被写入建国“共同纲领”。

1952年，国家计委成立，马洪调任计委委员兼副秘书长，参与了“一五”计划的总体设计，成为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创始人之一。在“大跃进”之后的调整时期，他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参加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这个条例草案又被称为“工业七十条”。虽然在“文革”中，马洪和“工业七十条”同时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有报道说，邓小平“文革”后曾告诉薄一波，他看到毛主席直到生命垂危，还把一本“工业七十条”摆在枕边。

在和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同时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时，马洪获奖的一条理由是，他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市场取向改革。

1984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给中央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

马洪很快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