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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结果一定是制造出更多的并非如烟的往事。也就是说，假设的道德习题陷他于假仁假义，真实的道德考验却陷我们于不仁不义。庄子之后，“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状况其实已经演变为“既明乎礼义，亦明乎知人心之陋”，愈是明乎礼义，便愈发明乎陋于知人心之耻，于是知耻近乎勇，中国之君子不但热衷于充当道德考试的评判，还兼任出题人及监考人。不管算不算“职务行为”，满腔热忱，令人想起鲁迅笔下围观行刑的群众。

“知人心”的结果，一是以其人之心而将其人树立为道德标高或宣判为道德人渣；另一，是根据对“人心”的认知来制定游戏规则。其实，所谓制度，所谓文明，无非尽最大的人事来减少接受道德考试的机会。时世造英雄，时世也造小人。就产量而言，占据压倒性多数的显然始终是后者。我能想到最大的善事，就是尽一切可能来避免这种“时世”的出现。假使不能认定为这就是尘世间最大的善，至少也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更多的考验，更多的“时世”。与其把套套放在车上，不如把丑话说在前头；与其为“先救谁”而抓狂，不如认真研究一下怎样才能将老妈老婆同时掉到水里的风险降至最低的技术问题。如果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所难免，那也只能是天的意愿，人事的边界和人心的边界也许同样有限。人能尽的最有诚意、最本份的人事，就是不能担保人人都是佳人，最低限度也要让我们个个都作不成贼。

在前述“爱情侦探”故事的结尾，小青于完成任务后给苦主留了一封信、准确地说，是一纸公文：“请你原谅我的职务行为欺骗了你。我是爱情侦探……回到你的恋人身边吧！你们已经相恋了3年，而且元旦就将结婚。”最后这一句，让我想起另一出古代肥皂剧里的对白，当时“西门庆……便去那妇人绣花鞋儿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起来，说道：‘官人，休要啰嗦！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西门所为虽不完全系职务行为，但（古）人之将淫，其言也善，浑不似今人办事，全无古之人风，如“爱情侦探”者，丑话都留在后头，也就是说，西门所言甚是明白：如果“作成小人”事在必行，事前也应向当事人表示一种礼节性的道德歉意，打过招呼之后，再行“脱衣解带，无所不至”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