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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知道闻一多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为生存而刻印章的事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闻一多当时的生存状况。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不得不离开可以过着安逸生活的北京，从此生活一日不如一日，直到1940年生活明显困难，一家八口人过着十分清淡的生活，每天白菜加豆腐。为了生存爱读书的闻一多还不得已把自己心爱的几本古籍卖掉。他夫人也不得不为了谋生而做起摆地摊的生意，全家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穷则变，1941年闻一多的一个朋友提醒他可以利用刻图章的手艺谋生，因为闻一多早年留学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他也喜欢雕刻，以前也刻过图章，朋友的话给处于困境的闻一多指明了一条出路。起初闻一多为了在象牙上刻字，把象牙泡在醋里，还是没用，他只好硬着头皮苦刻，右手食指磨破了，他几经失望绝望，最终刻成了。1943年起正式挂牌治印。1944年，还在刊物上做刻印的广告来招揽生意，到1946年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1400多方印。闻一多刻印十分专心致志，甚至废寝忘食。夫人高真怕他太累，常劝他休息。他却说：“劳工神圣啊！”继续刻下去。

治印虽是为了谋生，但闻一多是一个有操守有原则的人。1945年“一二&#8226；一”惨案以后，迫害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表面上附庸风雅，居然送了一方玉石来，请闻一多刻印，限两天刻好，答应报酬优厚。对此，闻一多不屑一顾，将玉石原样退回。特务对闻一多恨之入骨，公然把大街上商店中的代闻一多收件的吊牌砸烂，想从经济上使得闻一多陷于绝境。昆明的人民社团需要公章，总是找闻一多。1945年10月，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这是民主运动中很有名的刊物。闻一多是创始人之一。他在这个社成立的当天晚上刻了一方“时代评论社章”。印上刻的是隶书。闻一多治印，刻隶书的，就只留下这一方了。边款为：“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闻一多刻印卅四年（1945年）十月二日昆明。”

这就是闻一多当时的生存状况，尽管如此，闻一多不改志向，始终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斗争到底，最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生存的斗争是伟大的，有些人为了生存而失去了人格，有些人却不因生存而降低人格，反而更显他人格的魅力，闻一多就是属于后者的人。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文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并且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不仅经济上的生存是困难的，而且生命的保存也是艰难的，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年仅47岁。但是他们又是伟大的，即使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他们还完成了大量著述和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章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状况　第四节 郁郁不得志而死的诗人朱湘

他临去时，又嗫嗫地说武大的事情假如不成，他要到安庆去索欠薪，但可恨途中又被小偷光顾……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又拿了一笔钱给他。又请他到本校消费合作社吃了一碗面，替他买了一包白金龙的烟，一盒火柴，他以一种几乎近于抢的姿势，将烟望怀中一藏，吸的时候很郑重地取出一支来，仍旧将烟包藏入怀里，好象怕人从旁夺了去。我看了不禁暗暗好笑，可怜的诗人，一定长久没有嗅着烟的香味了。

也许大家会认为上面的一段话是出自一篇小说当中对一个人物的描写，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并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朱湘，从上面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穷困潦倒到什么程度。这是苏雪林一篇回忆朱湘的文章《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中的一个细节。朱湘是一个生世很苦的人，很小时就父母去世，在哥嫂的养育下长大，童年受到外国人的欺侮，所以他终生对外国人有种抵抗心理，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曾在清华大学读书，但因受不了压抑的生活环境，所以他很反感学校的规章制度，最后因违反校纪而被校方开除。曾在上海和南京等地流浪，后来在大哥的安排下与刘霓君结婚。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重返学校，后又有幸留学美国，由于民族自尊心过强，无法很好地与异族融入，换了三所大学都没有成功，结果自学成才回国。回国后过了一段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日子，那就在是安徽大学教书的生活。后来学校欠薪使他陷入困境，夫妻失和，爱子也夭折，他的精神更怪异了。后来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努力想找到一份工作，但都四处碰壁，绝望之余，他做出了一生当中大胆的决定，悲愤地投江自杀。

朱湘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由于自尊心过强，无法正常与人交往，没法很好地融入社会和异族，导致没有基本的生存能力，他郁郁不得志，最终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