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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里，北京最有趣的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礼”，这种“礼”实际是平民百姓在艰难的环境中基于自身的生存而需要维护的一种彼此间正常的合度关系，这种礼近于“俗”。中国的“礼”，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不同阶层的礼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作用。有的不懂礼而实际践行礼，有的制定礼而蔑视礼、践踏礼，有的靠礼维护正当生活的权益，有的以礼杀人，以礼吃人。古代的圣人一再地慨叹：礼失而求诸野。有以夫！北京人的日常生活追求精致典雅，追求生活艺术化趣味化，所以像一些作者写到北京文化风俗时的那样，具有京味，北京有丰富的吃文化、书画文化、京戏文化等。北京的文化礼俗给梁实秋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5年秋梁实秋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在当时没有现在这样有名，还比较平常。他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在清华学校呆了8年。公正的说，梁实秋对“五四”运动的热情和他所实际发挥的作用，确乎不但不能同具有领导天才的*领袖陈长桐相比，而且也不及他的学友、继陈长桐之后成为第二代领袖、“思恕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的罗隆基，甚而也赶不上他的另一位学友、“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甘于做文书工作的闻一多。梁实秋后来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亲身参与的一场驱赶“小锣会”，与长张煜全面对面交锋的斗争。与闻一多、郭沫若等人有交情。

1923年8月的一天，清华学校六十多名癸亥级同学，在上海浦东码头上登上了美国的远洋客轮“杰克逊号”。临行前，学校里发给他们每个人三四百元治装费，一个个穿戴得西装革履，煞是齐整。但在即将远离故国之际，他们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特别当船上的小乐队吹奏起送别的凄伤曲调时，愈发为这种游子增加了黯然*的情调。梁实秋与闻一多也在其中准备赴美留学。他们先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了一年，又转到哈佛大学了，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在哈佛大学，梁实秋有幸成为白璧的学生。从此梁实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成了坚定的新人文主义者，他认为白璧德“重视的不是elamrital（柏格森所谓的‘创造力’）而是elanfrein（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壁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在文艺观上，梁实秋公开申明不赞同“浪漫”，主张智慧、理念、典雅，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梁实秋开始以新人文主义来审视现代文学。

1926年梁实秋学成归国。凭学友的一封介绍信，梁实秋顺利地在南京东南大学当上了教师。1927年，梁实秋与程季淑结婚。1928年梁实秋参与了后期新月社的建设，成了新月社的首席批评家。梁实秋严格奉行白璧德的“新古典主义”，真诚地把理性和节制奉为创作的圭泉。他所用于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标准的，总是“相当的分寸”、“常态的人生”、“健康”、“尊严”、“合度”一类不能不令人产主疑惑的概念。何谓节制？他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他以为“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一种舒适的感觉。”如同第一流的雄辩家，在演讲过程中，必要“用各种艺术的技能使听者为之动容，为之情感兴奋”，但到了结尾的地方，“必须慎重的把紧张的空气弛松下来，使听者复归于心平气和之境。”照梁实秋的说法，这就是合乎“法度”。不久，梁实秋与鲁迅发生了现代文学史上一次论争，就文学是人性还是阶级性，二人笔战了好多回合。这志论争使梁实秋身心都感到孤立无助。正在这时青岛大学的杨振声校长邀请他和闻一多分别主持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工作，二人欣然前往任教。

梁实秋一生的著作主要有《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文学批评论》和《偏见集》等。梁实秋在晚年曾说：“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对于政治，我有兴趣，喜欢议论。我向往*，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己至于做官，自惭不是那种材料。要我为官，大概用不了一年，我会急死，我会闷死，我会气死。所以我虽不能忘情政治，也只是偶然写写文章，撰些社论而已”。这段话也反映了梁实秋作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