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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而他们的继母则不停地担心别人会发现他们的犹太血统，就像其他家庭成员所遭遇的那样。米歇尔无法忘记在离开戛纳的火车上听到的那些窃窃私语。为了避免被认出是犹太人，米歇尔和妹妹在半夜接受了洗礼，从此以后成为了法国天主教徒。米歇尔回忆说：“我父亲告诉我，‘你是法国人，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因此成为天主教徒将更实际。我要让你接受洗礼。’”（皮埃尔·戴维－韦尔自己在1965年皈依为天主教徒。）米歇尔说，这次半夜的洗礼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家里的成员都不是非常信奉宗教。“这很平常，”他说道，“坦率地说，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战争我才明白自己是犹太人。”（直到现在，米歇尔仍向全世界的天主教和犹太慈善组织提供财务支持。）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之一—休伯特·海尔布伦正是在这段时期认识了米歇尔，他相信就是因为这段战时的经历，使米歇尔形成了对人“冷淡”的态度。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贝丝与前夫生的孩子—则没那么幸运了。成为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盖拉德被纳粹分子逮捕了，他先被送往多拉，然后被送去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后死在了那里。贝丝再也没有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当阿尔兹切尔全心全意帮助皮埃尔和他的家人时，安德鲁·梅耶则在不紧不慢地给位于百老汇120号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制造麻烦。在刚开始的时候，安德鲁和他的家人在努力适应新的世界。他们初到纽约时住在第五街的史丹霍酒店，然后搬到了林荫大道上的戴蒙尼柯酒店，接着他们又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麦迪逊大道的超豪华的凯雷酒店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选择了第33层的两套房间。这样频繁地转换住所，说明安德鲁离开自己在巴黎创下的天地后内心非常苦闷。被误诊为癌症患者、不会讲英语以及没有客户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更令他痛苦的是，似乎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知道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做出的成就。他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所有的一切都向他袭来—纳粹、战争、法国的失败。”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这样解释安德鲁在当时的境况，“从个人层面来说，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突然一切都坍塌了，他必须从头再来，而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和勇气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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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1　大　佬（26）

到了1941年5月1日，安德鲁从委靡不振中恢复过来，然后又开始了冲锋陷阵。他聘用了一位新的助手西蒙·罗森，这是一名比利时女人，她安排自己的母亲与安德鲁在中央公园南部的罕布什尔家庭酒店会谈。在接受安德鲁的聘用后，女儿和母亲一起搬到了安德鲁在百老汇120号的办公室—不是第二层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而是其上的第30层。在安德鲁后半生里，罗森一直是他的助手。随着业务的增加，后来安德鲁又聘请了第二名助手阿尼克·珀西瓦尔—他的瑞士籍会计的女儿。

为了重新找回自己往日的辉煌，安德鲁使用了惯用的手法—将眼光瞄准了那些最大的客户：他开始想方设法地将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的主席、备受尊敬的戴维·萨诺夫发展成自己的客户。安德鲁在一开始就向犹太联合募捐助会进行天价募捐，金额高达10万美元。这个协会是最受萨诺夫青睐的一个慈善机构，而萨诺夫则被这个他从未听闻也素未谋面的人表现出来的慷慨给镇住了。正如安德鲁所料，萨诺夫开始接近他，这个过程与当初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挑选出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如出一辙。从此以后安德鲁和萨诺夫两人便开始了长期合作（这一直被传为佳话），美国广播唱片公司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达好几十年的客户。“获得美国广播唱片公司这样的客户就如同现在获得了微软这样级别的客户。”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这样解释道。

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的第二天，安德鲁开始骚扰在第二层工作的纽约合伙人。虽然他还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五大合伙人之一，但是根据修改的《合伙协议》第4。1章，他仍然有办法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向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纽约合伙人发送了一封极具挑衅意味的便函—彻底摊牌的时候到了。这就是典型的安德鲁：在严厉和专断的同时又有一点阿谀和逢迎。

“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用熟练得令人惊讶的英语写道，

作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代表，我希望在我们签订新合约前声明，我非常满意地看到第二层工作的合伙人能保持融洽的关系。我充分相信，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