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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幼年，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以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友好的话，也从未见过一次和善的面目。由痛苦到痛苦，他慢慢得出了一种结论：人生即战争，并且在这场战争里，他是一个失败者。他除了仇恨以外没有其他武器。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监牢里磨练他的这种武器，并带着它出狱。

有些愚昧的教士在土伦办了一所囚犯学校，把一些必要的课程教给那些不幸人中的有毅力者。他就是那些有毅力者中的一个。他四十岁进学校，学习了读，写，算。他感到提高他的知识，也就是加强他的仇恨。在某种情况下，教育和智力都是可以起助恶的作用的。

有件事说来很可惜，他在审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会以后，他接着下来又审判创造社会的上帝。他也给上帝定了罪。

在那十九年的苦刑和奴役中，这个人的心是一面上升了，一面也堕落了。他一面醒悟，一面糊涂。我们已经知道，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本性恶劣的人。初进监牢时他还是个好人。他在监牢里判了社会的罪后觉得自己的心狠起来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们在这里必须得仔细想想。人的性情真能那样彻彻底底完全改变吗？人由上帝创造，生而性善，能通过人力使他变得性恶吗？灵魂能不能由于恶劣命运的影响彻底转变成恶劣的呢？人心难道也能象矮屋下的背脊一样，因痛苦的压迫过甚而蜷屈萎缩变为畸形丑态，造成各种不可救药的残废吗？在每个人的心里，特别是在冉阿让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原始的火星，一种来自上帝的禀赋，在人间不朽，在天上不灭，可以因善而发扬、鼓舞、光大、昌炽，发为奇观异彩，并且永远也不会被恶完全扑灭吗？

这是一些严重而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如果他在土伦看见过这个苦役犯叉着两条胳膊，坐在绞盘的铁杆上休息（休息也就是冉阿让思前想后的时刻），链头纳在衣袋里，以免拖曳着，神情颓丧、严肃、沉默、若有所思；如果他看见过这个被法律抛弃的贱人，经常以愤怒的目光注视着所有的人，如果他看见过这个被文明排斥了的罪犯，经常以仇恨的神色仰望天空，他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对上面那些问题中最后的一个回答：“没有。”

当然，我们也并不想隐瞒，这位作为观察者的生理学家也许会在这种场合，看出一种无可挽回的悲惨结局，他也许会替那个被法律伤害了的人叫屈喊冤，可是他却连医治的方法也没有考虑过，他也许会掉转头，不望那个人心上的伤口，他并且会象那个掉头不望地狱门的但丁，把上帝写在每个人前额上的“希望”二字，从这个人的生命中拭掉。他的思想状况，我们已试着分析过了，冉阿让本人对自己的思想状况，是否和我们替本书读者试作的分析一样明白呢？构成冉阿让精神痛苦的那一切因素，在形成以后，冉阿让是否看得清楚呢？在它们一一形成的过程中，他又是否看清楚过呢？他的思想是层层推进的，他一天胜过一天地，被困在许多愁惨的景象中颠来倒去，多年以来，他的精神，就始终被局限在那些悲惨景象的范围中，粗鲁无文的他对这种思想的发展层次是否都了解呢？他对自己思想的起伏波动是否很明确呢？那是我们不敢肯定的，也是我们不敢相信的。冉阿让太缺乏知识了，他虽然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但对这些事，却仍是迷迷糊糊的，有时，他甚至还不知道他所感受的究竟是什么。冉阿让落入黑暗中，他便在黑暗中吃苦，他便在黑暗中愤恨，我们可以说，他无所不恨。他经常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如同一个盲人或梦游者一样瞎摸乱撞。不过，在某些时候，他也会，由于内因或外因，忽然感到一股怒气的突袭，一阵异乎寻常的苦痛，他会感到突然出现一道惨淡的、一闪而逝的光，照彻他的整个心灵，同时也使他命运中的种种险恶的深渊和悲惨的远景，在那片凶光的照射下在他的前后左右一齐出现。

闪光过后依旧是黑夜沉沉，他在什么地方？他又昏头昏脑了。

那种刑罚的最不人道，也就是说，最足以践灭人的智慧之处，就是它特别能使人经过一种慢性的毒害后逐渐变作野兽，有时还变成猛兽。冉阿让屡次执拗不改地图谋越狱，已足够证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那种特别作用。冉阿让的那种计划完全是无济于事的，愚蠢的，但是只要有机会，他总要试一试，而绝不考虑它的后果，也不想到既得的经验。他象一头狼，看见笼门了，总要仓惶出逃。本能向他说：“快逃！”理智却会向他说：“留下！”但是面对那样强烈的引诱，他的理智终于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本能。在那里活动着的只是兽性。他在重新被捕以后受到了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