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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１００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１００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７０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返回目录＇   。。
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1）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９月２４日，上海３万５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１０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９月２６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１０月初，上海各业８０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等人为常务委员，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由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有成效，现在他再次建议抗日救国会从“禁止日货入手”，发动对日本人的反抗。抗日救国会迅速地在各重要地点成立了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外，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自己青帮弟子们，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滩上风行。一天，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乔负责。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入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付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侯好戏开锣。一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