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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丢了！” “哎！老弟，在上海滩，并不是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这就不是你在别处领兵所领教过的了。可以说，谁来都没有办法，它一半华界，一半洋界！” “没有办法？我这后半生，就这么完了？”说着，这杨多良也不顾自己的身份，竟然当着何丰林的面哭起来了。 何丰林踱了两步：“去找杜月笙吧。杜先生肯定是有办法的。” 这是１９２３年底的事。 当杨多良拿着自己的名片，来到华格臬路２１６号的杜公馆时，心里十分不安。杜月笙的名字他早已听说过，但他不知道杜月笙有多大的能耐，能不能把何丰林找不到的东西找回来，因此他一边走着，心情还是如同死了爹娘一样阴沉沉的。 杜月笙看过杨多良的名片后，立刻把他请进客厅。 杨多良行过礼后，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这时，他仔细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名震上海滩的人物。 杜月笙突出的特点，便是有一个剃得光亮的大脑袋和两只如树上的蘑菇那样支棱着的耳朵。他的脸坑坑洼洼，很不规则，宛如装满土豆的袋子。杨多良并不知道，这是他小时候常常挨揍的结果。他的嘴唇在突起的牙齿外面绷得很紧，总是呈现出一副笑的模样———其实，这是一种假相，他即使是发怒时也是这样。他的左眼皮耷拉着，好似老在眨眼，有一种挑逗的味道。杨多良实在摸不透，对面这个大耳朵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能耐，能帮他找回这６只箱子，他对何丰林的话半信半疑。 杜月笙倒显得很闲适。他简单问了问事件的经过，即叫来管家万墨林，“打电话给顾嘉棠，叫他快点查一下。”接着，他又问了杨多良在福建任上的事，便吩咐送客。 杨多良临走前，杜月笙说： “杨先生放心，只要东西一有着落，我立刻派人通知你。请你放心，不会超过今天。” 杨多良将信将疑地回到了旅馆。 事已至此，急也无用。他要了一瓶酒，四个小菜，自斟自饮起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杨多良酒足饭饱。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现在疲倦从脚底缓缓而来，他昏昏欲睡。 “杨先生是住这吗？”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把杨多良吓了一跳。他立刻开开门。 “我是杜先生的手下顾嘉棠。你的东西我帮你找回来了，请过目。” 说着，他轻轻一摆手，后面进来３个人，一人拎了２只大皮箱，放在了他面前。 杨多良一见６只箱子，不多不少，便激动地抚摸着皮箱：“是我的，正是我的。” “杨先生，请打开看看东西少不少。” 杨多良一只一只地把６只箱子全部打开，里面各种珍宝和古玩整整齐齐地摆着。他一一过数，全部都在。 “不少！一个也不少！” “那好，杨先生歇着吧，我们告辞了。” “别，别走！兄弟我这有点零钱，请弟兄们喝碗水吧。” 当天下午，杨多良带了一尊金佛、一个金香炉、两颗猫眼、一串大珠，来到了杜月笙的公馆。 “杜先生大恩，没齿难忘，这点小意思，万望笑纳！” 杜月笙看了看几样东西，连声称赞说：“果然是好东西！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你带回去吧。” “哪里哪里，杜先生不要客气。” “带回去吧。今天，我们就算是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吧。”&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事，找杜先生去！”（1）

许多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说明，１９２４年初的杜月笙在上海滩的青帮中已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在黑社会中的手段和他手中掌握的黑社会的力量使他在整个上海滩的帮会中已变得举足轻重，如同遍及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的党魁们一样，他的触须已延伸到和正在延伸到各个领域，他已成为上海滩一个地地道道的黑帮教父。 这个时候，上海滩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有事，找杜先生去！” １９２４年春天，浙江发生水灾，在租界里做寓公的孙宝琦等人不甘寂寞，乘机发起了一个“救助乡亲赈灾会”。 孙宝琦，字慕翰，浙江人，前清即为显宦。在北洋军阀时代，曾历任驻外公使、总长、国务总理，在上海滩也算是一个名人。但“救助乡亲赈灾会”成立后，却应者了了。孙宝琦声嘶力竭地搞了一个多月，才收到千把块钱的捐赠。 “救助乡亲赈灾会”轰轰烈烈地开场，寒寒伧伧地结束，孙宝琦觉得脸上实在过不去，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还是找找杜先生吧。”有人向他献策。 “杜先生？是不是杜月笙？” “正是。杜先生急公好义，如果慕老出马，多了不说，万儿八千的，杜先生定然会慷慨解囊的。” “他真会这样吗？”孙宝琦将信将疑。 “怎么不能？如今在上海滩，谁有难处都去找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