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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语丝》上的专栏文章,与《雨天的书》风格相仿。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北新书局分别出版《冥土旅行》与《玛加尔的梦》,统属一套“苦雨斋小书”——“苦雨斋”是他为自己的书房取的名字534;两书其一汇集所译古希腊、英、法和古代日本的作品,其二则为俄国科罗连珂(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535一八八五年作中篇小说《Сон Макара》536。周作人在《〈苦雨斋小书〉序》中说:“这可以说是杂乱极了,虽然我觉得并不如此,不但这些都是我所同样喜欢的,我还以为其间不无一种联属。我曾说,‘重阅《冥土旅行》一过,觉得这桓灵时代的希腊作品竟同现代的《玛加尔的梦》异曲同工,所不同者只因科罗连珂(Korolenko)曾当西伯利亚的###,而路吉亚诺思(Lukianos)乃是教读为业的哲人(Sophistes)而已。’除了那个‘科学之诗人’是超然的以外,兼好法师也就不是真个出世间的人,不过他有点像所谓快乐派,想求到‘无扰’的境地做个安住罢了;至于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蛮的诙谐,则正是盾的背面,还是这个意思,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537这有如周作人的自况之作,几位作者——路吉阿诺斯、法布尔、斯威夫特、兼好法师以及科罗连珂——的影子重叠在他的身上,分别对“流氓鬼”和“绅士鬼”予以支持。一九二七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言旧译《黄蔷薇》。一九二七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随笔集《泽泻集》,列为“苦雨斋小书”之三。此书前半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后半则为《雨天的书》之后所作。序言有云:“戈尔特堡(Isaac Gola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两条血痕》,乃是《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书的补遗和续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谈龙集》;一九二八年一月和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谈虎集》上下册。两书收录周作人过去九年间所作杂文,前者“略略关涉文艺”;后者则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虽然并不完全:“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538前述批判章士钊、杨荫榆和陈源的文章,均在此列。以后他说,这“或者是绅士鬼临时执政的时候所决定的吧”539。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开明书店出版由旧译《点滴》改订的《空大鼓》,篇目略有增减,最重要的是删去了原来作为附录的《人的文学》等三片文章。新撰序言云:“《空大鼓》这一类的东西不是我现在所以为最好的,我只觉得它写得还不错,至于内含的意思却不一定是可以服膺的了。单纯的信仰(‘Simple Faith’)在个人或是幸福,但我觉得明净的观照更有兴趣,人生社会真是太复杂了,如实地观察过去,虽然是身入地府,毕生无有出期,也似乎比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更有一点意思。”较之五四时期自是今非昔比。周作人此后对待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即是“明净的观照”:虽然不介入,却也不回避。而类似说法先已见于《〈艺术与生活〉自序》中,不过这部一九二六年即已编定的论文集交到上海群益书社,却拖了整整五年才得以出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9)
上述诸书中,以《谈虎集》最直接也最充分地反映周作人自倡导思想革命以来的心路历程。它的编辑出版,给了作者一个反思既往、自我剖析的机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为此书所作后记有云:“在这些文章上表现出来的我的意见,前后九年,似乎很有些变了,实在又不曾大变,不过年纪究竟略大了,浪漫气至少要减少了些罢。我对于学艺方面,完全是一个‘三脚猫’,随便捏捏放放,脱不了时代的浪漫性,但我到底不是情热的人,有许多事实我不能不看见而且承认,所以我的意见总是倾向着平凡这一面,在近来愈益显著。我常同朋友们笑说,我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虽然我所根据的不是孔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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