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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把车停下后去买了一点东西……公文包和电脑都被偷走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心情沉重地问。

“我们找回了公文包。但是，电脑里的硬盘可能存上了作战计划。”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心存疑惑地问。

“那是我怕告诉您的第二件事，”文森特说，“大约一周以前。”

“一个星期以前！”我说。“您到现在才告诉我们！”

最令人担心的是英国通俗小报搞到这一消息。以后几天里，我们的心情很紧张。我的新闻官斯马伦上校监控着英国和欧洲的媒体，看看有没有这一消息落入敌人手中的征兆。幸好没有。我们的窃贼要么是一个爱国者，不为个人利益泄露陛下政府的秘密；要么是一个连报纸也不看的一无所知的坏蛋。

这一年年初，科雷塔·金曾邀请我去亚特兰大担任该地纪念马丁·路德·金牧师的1月15日生辰游行队伍的最高典礼官。那时政治气候开始变化。黑人在美国16岁以上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十一，而在海湾地区的美军中黑人占百分之二十六。显而易见，给黑人造成的伤亡数按比例算要比白人的伤亡数高。《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八十的白人支持解放科威特，而黑人只有一半支持解放科威特。

我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任职时，在亚特兰大结识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联合会成员乔·洛厄里打电话给我：“科林，你知道我尊重您，但是……”

“但是什么，乔？”

“有些人认为，一个军人担任金博士游行队伍的最高典礼官可能不合适。”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使纪念这位人权斗士的盛会受到任何损害。而且我当时知道在举行游行的那天我必须留在华盛顿，所以我就没有去当那个典礼官。

11月20日，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罗恩·德勒姆斯及其他44个众议员向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以阻止布什总统在国会没宣战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大约在这个期间，代表洛杉矶市的民主党议员朱利安·迪克逊在迪克·切尼和我有一次出席国会山会议时，就战区内黑人数目偏高的问题，对我们大兴问罪之师。切尼回答了这个问题，朱利安准备就此不了了之。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有必要彻底澄清。我说，我很遗憾，任何美国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可能在战斗中阵亡。但是，如果军队中，特别是一支全志愿兵制的军队中的黑人男女战斗人员，在履行义务的关键时刻，竟因肤色而被排除在外，他们的感情就会受到伤害。到布拉格堡的军士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吧，并告诉那里的黑人军士，我们在军队中的黑人太多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留在国内，而他们的白人伙伴则应出国去打仗。瞧瞧你会听到什么样的反应。

我指出，军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平等机会，比美国社会的任何其他机构都多，他们自然就大量地加入武装部队的行列。我说，我们到国会讲我们必须削减部队，你就会抱怨说我们将减少黑人的机会，而现在你们又谈起阵亡机会，是的，想减少阵亡机会。但是，这场危机一过去，你们马上会回过头来，对裁减部队人员和封闭了非洲裔美国人的最好的职业领域之一而表示担忧。难道你们要按总人口中的黑人比例来限制军队中的黑人数目，把其他黑人官兵都裁掉吗？我认为不能这样做。你是无法两全其美的，一方面赞成军队在平时给予黑人机会，另一方面又不让黑人在战时去冒风险。减少黑人在军队中的比例的惟一办法是，让美国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向非洲裔美国人打开大门，同时保持他们目前在武装部队中享有的机会。

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年轻代表、国会中惟一的黑人共和党议员格雷·弗兰克斯当面向我表达了感激之情。在我向他及其新议员同仁们讲述了1月份海湾地区的情势后，弗兰克斯走到我面前说：“我要感谢您帮助我当选。”

“我帮助你当选？”我反问，“我可没有参与政治呀。”

他咧开嘴笑了起来。“在我的选区里，白人选民强调黑人除了善搞民权运动外，在其他方面也要有能力。多亏了您。他们看到了一个能跻身于白人世界的黑人。而这就帮了我的忙。”

我赞赏弗兰克斯说的话，因为我也是靠黑人先辈的肩膀支撑起来的人。

总统从戴维营回来后，恢复了他在星期天晚上邀请“八人帮”到白宫开会的惯例。1991年1月6日我们在那儿聚会。晚餐之后，他领我们到他寓所的小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