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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详细地写了他愿意怎样来回报她的温情的话。这位教师向国防部提出申诉，我们只好写信给这个放荡不羁的小伙子的指挥官，命令他不得再让部下人员通过书信恣意求欢。

给部队人员的信件和礼品潮水般地涌来，我们每天要派出三四架C—5“银河”式运输机去运送。我们设法运送交付所有东西，因为这不仅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前线的士气，而且对国内战线的民心都至关重要。美国老百姓团结在部队的周围，好像他们要偿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因对军队的冷漠无情而欠下的债。猛然间在树上、家里、夹克衫和短上衣上都挂起黄丝带①，其规模之大令人想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再未感受到的全国的团结精神。①黄丝带是思念亲人的象征。语出70年代初西方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

我们欢迎给部队鼓舞士气的美国劳军机构——联合勤务组织的演出人员，但其他来访的人员实在太多了。进行调查访问的国会议员开始频繁不断地来到，耗费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宝贵时间，以致切尼不得不去国会山，要求制止这种现象。

我们限定国会只能每周派一个代表团去慰问部队。

甚至在实施艰苦复杂计划的最严峻的时刻，在紧张中寻开心者大有人在。有一次，《全国询问者》小报登了一则标题为《布什和萨达姆是堂兄弟》的报道，并提出基因“证明”说，乔治·布什不仅与英国女王有亲戚关系，而且“萨达姆·侯赛因与布什总统的祖先至少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也是一家。”这一消息促使总统给国家安全班子发了一份备忘录，说“我所做出的决定不受我与萨达姆·侯赛因关系的影响。女王和我持同样态度。”

律师也参与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空袭目标清单甚至也得经过五角大楼法律总顾问和国防司法局批准之后才能执行。在一份初步拟定的目标清单中，我们曾把巴格达市纪念伊拉克对伊朗8年战争胜利的凯旋门和一个大型萨达姆塑像作为攻击目标。我的法律顾问弗雷德·格林上校和一批律师来见我。他们仔细看了目标清单，对除了凯旋门和塑像外的所有其他目标都表示同意。格林说：“对不起，将军，你们不能碰这两个建筑。”

“为什么不能？”我困惑不解地问道。

“你们轰炸的是没有军事意义的文物建筑。”

“文物建筑！得了吧！我要向伊拉克人民表明萨达姆的塑像不是禁区。”

“不能那样干，将军，”格林说，“这好像是有人轰炸林肯纪念堂或华盛顿纪念碑一样。这违反制约战争行为的国际法。”

于是凯旋门和塑像被从目标清单上删去了。当我向切尼说明这一情况时，他摇摇头并喃喃地说：“律师也要管打仗吗？”

我们在获取从美国和欧洲港口运来海湾的主要作战资源方面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保险公司要求我们对驶入战争地区的商船支付极高的保险费。我们不得不杀价或寻求较低廉的保额。然而，源源而来的人员和物资数量之大令人惊异。在“沙漠盾牌”行动的头6周内，我们运进的物资数量超过了朝鲜战争头3个月运进的数量。后勤供应的这一奇迹绝大部分应归功于一个干瘦结实、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少将，他名叫格斯·帕戈尼斯，是负责“沙漠盾牌”行动的后勤主官。他一来我就认出了还是中校时那样子的帕戈尼斯。什么事也难不倒这个人。在暴晒的沙漠中部队人员不是没有遮阳处吗？他要西德提供他们用于节日活动的大帐篷。当还需要更多的遮阳帐篷时，他要沙特阿拉伯人借出他们用来供数十万穆斯林每年到麦加朝圣时住的彩色帐篷。使帕戈尼斯陷入困境的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他的军衔。比他衔高的指挥官要求他优先照顾他们的部队，这使帕戈尼斯非常难办。施瓦茨科普夫向我解释帕戈尼斯的苦衷，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给帕戈尼斯的肩章上添了第三颗星，这样他的军衔就可以与他肩负的责任相称了。

迪克·切尼和我在12月19日去利雅得视察战备状况，以便回来向布什总统报告。我们见了诺姆，对一切正按计划进行表示满意。随后我们视察了部队。在一处，我们站在造型优美的F—117A隐形战斗机旁，周围是空军人员和士兵，切尼讲了一番直率和有感染力的话。他说，美军部队将呆在这儿直到萨达姆的军队离开科威特。“我们不能说别的，但可以这么说，你们偷来的东西百分之二十归自己得啦。”萨达姆的部队必须撤走或者被赶出去。他许诺说，为完成这一使命，我们的部队将得到所需的一切东西，我们不吝惜任何东西。他问是否有谁要向我们提任何问题。这做法——给普通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