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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制裁常常用来对付那些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的寡头身上。既然这些领导人仍有房子住，有饭吃，有车坐，而且手中还有权，制裁就很难对他们起作用。萨达姆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布什总统公开地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正如他对曼努埃尔·诺列加所做的那样。“我们正同再生的希特勒打交道，”他有一次这么说，并把萨达姆描绘成是“一个毫不通人性的暴君”。我向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建议要他们设法劝总统说话冷静些。不是说对萨达姆的指责不对，而是把他讲成魔鬼似的说法使我感到不安。我宁愿在谈话中用“伊拉克政权”或“侯赛因政权”。我们的计划只是打算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它不包括推翻萨达姆的专制制度。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不可能提着萨达姆·侯赛因的脑袋来见乔治·布什。为了提高公众的期望值，把这个人说成是魔鬼化身而又让他留在其位，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那年秋天正当全国面对战争的前景时，战争的现实感因一件令人难忘的电视系列片而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在那年的早些时候，我应邀就布什家人在白宫安排的林肯岁月活动发表演说。我站在东厅内与一个年轻人谈话，我说：“那个时期使我着迷。”这个人说：“的确如此，您知道，我正在创作一部有关内战的电视系列片。您是不是想看看我们迄今已拍完的录像带？”

这就是我怎么首次认识肯·伯恩斯和得知他的现已闻名遐迩的纪录片的情况。我全家人看了伯恩斯所赠录像带后深受感动，以致我告诉总统说，我们一家人盯着电视机连看了几个小时。他要求他也看看录像片。我把录像带送到白宫，而他和巴巴拉对这部片子印象太深了，以致我再也要不回来录像带了。在肯·伯恩斯完成整个系列片后，他送我一套完整的片子。我把这套录像带给了切尼，他以1990年圣诞礼品转送给了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从9月23日全国播放该节目的时候起，全国观众连续5夜如醉如痴。我有一次在我们的电话交谈中向诺姆说：“至少人民现在知道了战争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他们真他妈干得棒。”这时候他自己的准备工作正在加速进行。

施瓦茨科普夫后来写信给肯·伯恩斯说，他的《内战》影片加强了他的决心，要把伤亡降低到最低限度。多亏了伯恩斯的艺术才能，亿万美国人懂得了：是的，你要为崇高的原则进行战争，但你不应该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去进行战争。

处在压力之下的施瓦茨科普夫简直像是一座活火山。我经常在越洋电话中与满嘴脏话的他高声对嚷，俩人都满嘴脏话。这类咒骂无伤大体。怒气一消，仍然相互尊重，而且友情与日俱增。我认识到他发怒的根源。大发雷霆起到了防止沮丧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他的部下备受他的斥责，但依然一片赤诚，忠心耿耿。然而，他的坏脾气真够可以的，他还敢向上发脾气，主要是他认为他的处境和需要不是总能得到华盛顿的理解。他能向谁抱怨呢？国防部长？合众国总统？都不能，所以他冲着我来了。

我理解这一点，但切尼一再要我保证我们派驻利雅得的指挥官是合适的人。切尼是一个作风直截了当的人。在他与诺姆第一次去沙特阿拉伯说服法赫德国王寻求我们的帮助之行中，他向我提到有两件意外的事使他恼火。在飞往沙特首都历时15小时的航程中，乘客们排队挨个进洗手间。据切尼讲，一个少校最后挤到前面，到那儿后就高声喊：“将军！”他在那里为诺姆占了个位置。在同一旅途中，切尼说他曾看到一名上校双膝跪在机舱内的地板上，用手把施瓦茨科普夫的制服弄平整。

此行之后，有几次切尼问我有关诺姆的情况。不久前，他曾说过：“这事要全力以赴，你知道。总统全靠这一着了。你是否绝对信任施瓦茨科普夫？”

切尼的问题并非特别具有破坏作用，有关诺姆粗暴对待部属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传回华盛顿。切尼不常与他打交道，而我天天与他通话。因此，切尼依赖我的判断，我告诉他，我对诺姆绝对信任。

虽然如此，一个好的指挥官在他的脑海深处总要考虑所属官兵的替换问题。人可能心脏病发作；他们可能被车轧死；士兵可能被子弹打死，如此等等。在巨大压力下诺姆也不是完全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他已经好几次因患流感而病倒。一次，我不得不坚持要他离开岗位，好好休养一下。然而，尽管诺姆脾气火暴，有时装腔作势，但他是一个杰出的军官、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和一个海湾地区的老练的外交家。他是在恰当岗位上的恰当的人，我很高兴时常重复向切尼做出这样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