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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亩耕地。这正是开荒的结果，大家都是自耕农，耕种一片力所能及的农场。这以后，农村便开始分化，占地10～30亩的中等农户比重渐减，而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数目增加。但这个时候，土地兼并的程度并不惊人。

五图三甲编审册的后续部分没有保存下来，无法获知土地分化趋势。幸而我找到了河北获鹿县的一套编审册，数据见表2。

＇（图略表2 河北获鹿县的土地分配情况（1725…1750年左右）数据来源：方行、经君健、魏全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从表2可以看出，土地所有权高度分化，大片土地变成差距不大的小块土地。大约1/4的户口没有土地，1/3的只有10亩以下的土地，大地主比较少，土地兼并程度并不高。

再看辛亥革命之后的情况。根据1919年的农商统计数据，当时的土地兼并情况也不严重。从全国的情况看，拥有土地不满10亩的有11829123户，拥有10至30亩地的有8281187户，拥有30至50亩土地的4959899户，拥有50至100亩土地的有3022101户，拥有100亩以上的有1456219户（详细情况见表3）。

（图略 资料来源：〔日〕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第7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从表3可见，当时拥有100亩以上的地主极少，拥有10亩以下土地的农民太多，约占总数的四成。

此外，从理论上推断，中国历史上的大地主也不会太多，因为弟兄们平分家产的制度使得土地经营规模“细碎化”。由于家境富有者的儿子往往也较多（富人往往纳妾生子），所以每个儿子所分财产就不多。旧时有“好家产顶不住三份分”的俗语，就反映了这一情况。于是，地主很难连续几代都保持大量土地，俗语说“富不过三代”就是这样。

农民起义与土地兼并无直接关系

认为土地兼并程度严重而导致了农民起义，这样的说法没有根据。譬如说，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显然与土地兼并无直接关系，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按照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土地兼并所致（参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白乐日：《中国文明与官僚制》；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

尽管没有东汉土地兼并的数据，但是，可以推断，当时土地兼并程度高的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兼并程度低的地方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为什么可以这样断定呢？我们不妨反推。郑天挺先生的研究显示（《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在清朝，岳阳、江阴、新城、金山等处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达地区，是土地集中程度较高的地区，也就是自耕农较少的地方，北方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土地占有的情形不同，相对分散，自耕农较多。由此反推，东汉的土地兼并情况与此大致相似。根据漆侠先生的研究成果，汉朝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方，基本在现在的河北、山东、安徽等地，而这些地方，按照我的上述逻辑推断，都是土地兼并程度少的地方。相反，我认为土地兼并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如陕西、河南，却极少发生农民起义。怎么知道陕西、河南等地是富裕区，河北、山东、安徽等地是落后区？冀朝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中的考证表明，现在的陕西、河南等地，是两汉的基本经济区，是最富裕的地方，而其他如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在两汉时期，远离基本经济区。由此可见，土地兼并程度与农民起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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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的历史检视（3）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是灾荒所致。据傅筑夫先生统计，自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起，至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止，1850年间，重灾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这里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说明。

——黄巾起义，就是因为瘟疫导致的。东汉末年短短30年间，史书上有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12次，桓帝时暴发大瘟疫3次，灵帝时暴发大瘟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