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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爬进车厢装了一麻袋豆饼跳下来，扛上就走。我和年年害怕，没上车，王汉元爬上车去了，抱了锅盖那么大的两块扔下来。抱着豆饼走太显眼，我们在铁轨上摔碎豆饼。然后我和王汉元解开棉袄脱下里边穿的汗衫包豆饼。年年却紧张地叫起来：

来人了，来人了！

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帽子上别着路徽的人已经绕过那头的车厢向我们走过来。我说了一句跑吧，可王汉元不甘心撇掉得来的果实，说不跑，看他抓住了怎么办！不就是些豆饼渣渣吗！我们就把豆饼倒下，又把汗衫穿上，在原地站着。

你们干什么啦！那个人走近之后大声问。

我和年年都没出声，我们两个人害怕得很，王汉元回答，大大，我们饿坏了，想拿些豆饼吃。那人没说话，他已经看见我们倒在两条铁轨之间的豆饼块块了，他还弯着腰往车下边看，看我们还藏了多少豆饼。这时王汉元又说，大大，车门不是我们撬开的，是那个人撬开的。他装了一麻袋背走了，满满的一麻袋。

打倒“恶霸”（4）

那人朝着王汉元指的方向看，然后就跑着追过去了。王汉元和我又脱下汗衫包豆饼，抱上跑。年年在后边跟着跑。

那人是往西追去的，我们三人往东跑。跑了一截却被道岔处的小房房跑出来的一个人截住了。我们和这个人离得太近了，王汉元和我把豆饼撇在铁道旁的水沟里还没来得及跑，那人过来把王汉元和我一手一个抓住了，吼着问你们偷什么啦！

一点点豆饼。你要吗，你要了我给你拾上来。你放开手！王汉元说。

那人说，你想的还好得很——放开，放开了你好跑，是不是！

王汉元不吭声了，那人大声说走，跟我走！

那人一手拉着王汉元，一手拉我。这时年年跑的话能跑掉，但他没跑。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了车站的派出所，把我们交给两个警察，还告诉警察我们偷火车站的粮食了。王汉元说我们偷的不是粮食，我们偷的是豆饼。警察大声训斥：豆饼不是粮食吗？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从东北调来的救济粮，救命粮！王汉元说，豆饼是能当粮食吃，但那不是粮食。警察很生气，说，你这个贼娃子嘴还歪得很！一个警察在他的头上拍了一巴掌，还把帽子给他摘走了，接着又训：你看你像个好人吗？你把帽子整成这个样！说，你们的家在哪里！

王汉元把他的帽子里头放了个铁丝弯成的圈圈，帽子像解放军的大盖帽。王汉元说我们没有家。那警察说，没有家？没有家你们不是父母生下的吗？王汉元说我们的爹妈都死过了！警察更生气了，大声训斥，爹妈都死过了？死过了你们穿得新崭崭的，是谁给你们做的衣裳？王汉元突然不言喘了，我和年年也不敢说话。我们都有顾虑，怕说了实话派出所向福利院打电话叫领导来。福利院的娃娃们在外边偷吃的经常叫人抓住，叫领导去领人，回来就挨批评，记大过。但是那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训我们：说不说，你们的家在哪里？父母在哪个单位？不说，就把你们送拘留所！

我们怕送拘留所，就承认了是孤儿院的娃娃。这时两个警察不说话了，他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桌子上有个墨盒，还有一支毛笔，一个警察突然拿起笔来在王汉元的脸蛋上写下两个字：小偷。接着又在我的脸上写了“小偷”，又在年年的脸上写了“小偷”。然后就干别的事去了，不理我们了。

我们进了派出所的房子，人家就叫我们在墙根站着。人家不理我们了，我们也不敢坐下。我们站呀站呀，心里想着人家怎么处置我们啥时间处置我们，可是站到天黑了，六点钟了，人家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干脆就没人进那间房子了，也听不见有人走动了。后来年年悄悄地往外边看了看，又到另外的一间房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警察吃饭去了，没人了，咱也走吧。王汉元心痛他的帽子，说等警察来了要上帽子再走。我说你算了吧，不要找倒霉！

我们出了派出所王汉元又说要去铁路上看看，把豆饼拾回来。我说，豆饼还没叫铁路工人拾走吗？人家还不拿回家吃去吗？王汉元说看看去。天已黑透了，我们摸到道岔旁的水沟里却发现豆饼还在那儿。

王汉元说，这帮铁路上的人肥着哩，谁吃你的豆饼！

这天回到福利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了，我们翻墙进去，用刷牙缸子煮豆饼吃。

娃娃们进了福利院，基本的生活条件有了保证，有铺的有盖的有穿的，能吃上面粉了，早饭能吃一碗汤面条，午饭是一个四两［3］的馍馍——白面馒头或是糜谷面的碗坨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