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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认为，还是有一个大臣，他认为现在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您不应该再称为皇叔父了？应该改叫皇父。对不对？而这个大臣，肯定应该是个汉族大臣，他要符合汉族人几千年来的传统。

现在留给反对者们的问题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由皇叔父到皇父这中间的变化您给我找出证据确凿的说明。第二，就是说我提醒反对者们，皇叔父摄政王是汉人提出来的，他那个解释在《清史稿》、《清实录》里面都有。我问您的是这个皇父摄政王，这是汉人提出来的，他是怎么解释的？您别跟我说满语好不好？我不懂满语，我也不想懂满语，这不是我，是指当时任何一个大臣而言，任何一个汉人而言，这个皇父摄政王，我见过的史料就统统都是汉文的，您给我解释一下。在汉字里面，我们经常见到尚父、仲父、相父、伯父、叔父、二爸、三爸、四爸、二妈、三妈，我就没见过皇父这个词指的不是皇帝他父亲，而指的是皇帝他叔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顺治皇帝、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对汉语如此之精通，他难道不清楚，皇父这个词会给几千万中国人带来什么想法吗？他不清楚？所以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在这儿是不能立得住脚的。

针对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诗的比较，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略显不足，为什么不足呢？反对者们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这太后诗《建夷宫词》有民族偏见不可信。第二这个张煌言是出在异地之口，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第三，诗词本身就不能成为历史的直接证据。

我个人认为，这样说太牵强了。我实在是不敢同意反对者们的这种主张。首先，我不能认同的是诗词不能作为历史的证据这一观点。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大量的诗词、歌赋都如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如果还有一些不是如实地也是间接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我们不能因为诗词歌赋可以运用，注意，是可以运用夸张、比赋的手法，而就把诗词歌赋一棍子打死，全都不能作为历史的证据，就认为所有的诗词歌赋进行了夸张。我们的考证应该是这样的，张煌言的太后婚这个诗，也就是《建夷宫词》的第七首和第八首不能作为史实的论据的话，我们必须得精心地考证，张煌言的《建夷宫词》这十首诗中的另外八首都在说假话。或者说，至少另外八首有很多东西是假的。我们才能够推翻这第七、第八首也是假的，如果我们不考证其他八首的真假的话，就贸然说这两首是假的，那八首是真的，这不可以。张煌言作为一个诗人，写了《建夷宫词》十首，除了这两首之外，其他八首诗虽然说对满洲人有民族偏见，但是稍微读一读，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明确，他写的是真实的。既然其他八首是真实的，那么你为什么就说这两首是假的呢？你推翻我不太赞成，贸然推翻，没有确凿的证据推翻我认为是荒唐的。

第二，我也不同意因为张煌言的《建夷宫词》是出在异地之口，记在异国之文，就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这种观点。按照这种说法，中国还有历史吗？《史记》百分百是假的。司马迁肯定没见过黄帝，也没见过尧舜禹，他肯定没见过秦始皇。甭异地，甭异国，他就不是一个时代人，他就没见过，他写的能是真的吗？《史记》肯定是假的。那班固写的《汉书》也是假的，陈寿《三国志》那肯定更是假的了，那瞎掰了你不是？《后汉书》那都隔多少年才写，更是假的。按照您这种观点，那中国还有历史吗？

哎哟，我就想起来呀，中国史学界有一个疑古派你知道吧？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风云一时。史学界疑古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解放以后毛主席说，你这个疑古你疑得太厉害了，算了，我给你找一个活吧，你别在那儿疑古了，你给我去标点二十四史去吧。中国这二十四史一个标点都没有，我给你找一个活，你把二十四史都给我读一遍，你弄出标点来让我读清楚行不行，顾颉刚先生就去标点二十四史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便是疑古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标点的。你要说老师，我问您，中国这二十四史谁看全过，我告诉您，顾颉刚先生看全过。他后来不疑古了，我就觉得，他要见着您，他肯定得说，佩服佩服，你是祖师爷，此后我不用疑古派这个词了，您比我可牛多了，在您的心中这中国没有历史，只有今天，没有昨天，这太……异国之文，异地，异国就不行了，这还不是一个时代的，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吗？

对于论据五，顺治皇帝漏出的破绽，我们的比较，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说法很有道理。您说有一个谕旨，对吧？您无论如何您得告诉我，这个谕旨到底在哪儿呢？是在中国历史